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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滿意度，可近年來上司們所面臨的種種壓

力，卻迫使他們朝著另一個方向走，迫使他們忘掉員工的感受，把員工當成騾子一般拼命使

喚，拼命削減成本。一方面，每一個經濟學家都知道工作能帶給人滿足感，可在前述模型（

即假設工作只是獲得金錢的一種討厭手段，人人都羨慕失業者有大把閒暇時間）的鼓勵下，

他們不停地勸說政府和企業“改革”。傳統經濟學家一直沉迷於儘快讓我們富裕起來的目標。

在他們的影響下，過去20年間我們辛苦勞作，努力讓工作變得更有效率，更多產，卻忘了這

麼做會令工人陷入失業，令工作喪失穩定性，製造更多不滿。

上述言論聽起來真是有點顛三倒四。而且也不是什麼勸說人們工作更長時間、更晚才退休的

聰明辦法。只不過，在我想來，針對嬰兒潮一代退休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經濟學家和

政治家們一起加入推動“工作豐富化”的行列，這是一個合乎情理的應對方式。

職業女性（1）

1964年我步出校園的時候，只有不到1/3的女性在職場打拼；如今這個數字早已超過半數。當

時1/4的全職工作為女性所有；如今則為1/3。當年，在所有就業崗位中，兼職工作只有9％；

現在為28％。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70％的兼職工作皆由女性所從事。是以嬰兒潮一代在職場

生涯中見證了一個極不尋常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勞動力中女性所佔比例越來越大。

最容易想到的問題當然是，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女性重返—或者乾脆一直沒離開過—受薪

工作崗位的人數越來越多？對政治家來說—不管是保羅？基廷（Paul

Keating）也好，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也好—答案明擺著：經濟上的必需。基廷說，自打他20世紀60年代末進入政界，“由

於本國生活的高成本，很多年輕已婚婦女被迫離家重返工作崗位”。而霍華德先生為了讓婦女

“選擇”帶著孩子留在家裡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基於這樣的假設：要是經濟能力尚可，婦女

們當然願意待在家裡。

但我認為政治家們大錯特錯。在我看來，已生育孩子的婦女想要工作，明顯是為了充分利用

她們當年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當然，她們喜歡錢，但她們同樣想要擁有一份事業，這才是

她們當初謀取學歷的動機。男人在職場上有野心，如今的女性照樣

有—真叫人吃驚啊。我將之稱為女性在經濟上的解放，它說不定是我們時代意義最深遠的經濟

和社會變遷。

由於這一趨勢早已開始—它伴隨著我們的成長—我們輕輕鬆鬆就接受了它。我們不曾賞識它的

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