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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記載歷史事實的日記，從這些日記中，看出了我們雖幼稚但忠實、光明磊落，毫不隱諱。但也可看出，寫日記的人是缺乏經驗，而且只談事實，少談政治及理論學習，是其中缺點之一。

我看了劉峰宜與劉建國相關的幾段日記，半天無語。就在寫這本書時，我一遍遍放蒙古歌手德德瑪的《草原戀》，與其說我喜歡她渾厚的歌喉，不如說我喜歡的是渾厚有力的、富有歷史感的草原人的愛情。

在離開劉峰宜家時，我記得老人對我說過，她辛苦地記下了生活瑣事，誰會看呢？有什麼看的價值？這也是她現在不願經常記的原因。但看到女兒寄來的本子和寫的信，又有了躍躍欲記的信念。女兒鼓勵她說：“不要擔心沒人看，女兒是最忠實的讀者，這才是你們留給我們的最好財富。”是呀，女兒才真正是她的知己的朋友。有了知音，伯牙的琴才有價值；有了知音，回憶才有意義。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不管是值得記載的，還是不值一提的瑣事，重要的是未來，是用過去的經驗指導自己的未來。”這是劉峰宜老人在《病中日記》的後記中說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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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執手，白頭到老（1）

1945年秋天，相識相愛了六年的劉峰宜和劉建國，利用國共談判的和平空隙，結婚了。周之同做了他倆的證婚人。他們的結婚洞房是在沂蒙山一間老百姓的柴草屋，沒有一件傢俱，連土炕都沒有，更不要說什麼婚紗禮服。只是用一捆成捆的高粱秸圍成一個地鋪，裡邊鋪上厚厚的麥草，倆人將公家發的粗布被子放在一起，就算完成了一切儀式。

1945年10月8日，抗大一分校奉命由山東費城出發向東北進軍。就在這會兒，抗大還通知劉峰宜回校部一同去東北呢。劉峰宜沒有走，她留了下來，要與劉建國過日子。其實那位領導仍然念念不忘劉峰宜，被折磨了好幾年，也沒個結果。說來也夠執著的，但他的運氣沒有劉建國好。

第二年11月，劉建國和劉峰宜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當時炮火連天，戰事吃緊，部隊調動頻繁，倆人常常不知相互在哪裡。

在沒有見到劉峰宜之前，她對我而言，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只是成千上萬名八路軍中的一員，只是一名離休在家的老人。

穿過長長的走廊，左拐進屋，有一種豁然開闊的敞亮。房屋的空間很大，中間被橫隔了一下，外間變成飯廳，裡間就是客廳。一位個頭不高的白髮老人原本坐在沙發上，見到我們進來，忙起身顫顫地迎了過來，她就是年近九旬的劉峰宜。

“早聽說你了，上海傅泉打來了電話，羅加也打來電話，說你在找我們這些老八路，這麼冷的天，真是辛苦了。不知道我能為你做什麼？”她親切地握著我的手，目光探究般地端詳著我的臉。我深信她此刻的目光純淨如水，熱情如火。

老人前段時間一直在住院，身體虛弱，本應臥床靜養的，卻欣然同意接受我的訪談，令我略有不安。她那濃厚的山東口音，她那真誠的開場白，以及她的風度，都讓我對所要開始的訪談突然有了底氣。

老人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身後是一幅巨大的綠意濃濃的山水風景畫。飽滿的陽光直射到她的臉上，使得我對她的觀察能深入到每個細節每個毛孔。我直感嘆，從未見過面板如此白皙透明、嘴唇如此紅潤的老人，87歲的年齡還這樣，年輕時不知該多麼漂亮呢。我面前的她，早已脫去颯爽英姿的女八路制服了，她穿著一件黑色毛衣，外加一件純白色羽絨坎肩，配上黑色框邊的眼鏡，落落大方地坐在我面前，儼然一位超然脫俗的女知識分子。

在劉峰宜的生命中，她始終忘不了那個把她救上山的大高個範維文和那個給她雞蛋吃的傷員，他們都是她的救命恩人。當然還有那棵不大的荊軻樹，也救過她的命，因此，多少年來，她家裡一直養著荊軻樹。解放後，只要碰到在沂蒙山抗戰過的同志，她都打聽這兩位救命恩人的下落。功夫不負有心人，1982年的一天，劉峰宜碰到一位過去在魯中三縱戰鬥過的同志，他姓高。當他聽到範維文這個名字時笑了，說他很熟悉這個人，現在廈門呢。劉峰宜激動得不行，倆人一起到了廈門。

範維文根本沒認出劉峰宜，把她晾在一邊，只顧著跟老戰友敘舊。過了很久，劉峰宜終於耐不住了，插話問：“你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叫範維文對不對？”

“我是叫範維文，可我沒有救過人啊！你是不是找錯人了？是不是還有另一個叫範維文的？”

劉峰宜把當時摔下山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