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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雖覺得無足輕重，但老人家在日時，卻是講究這些的，因此我也感覺無以對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長商議著，在保地西北買了五畝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義地亂冢中遷葬過去。此事我什麼人也沒通知，遷葬的那天，我自己幫著抬棺，我兄長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簡單地完畢了遷葬的手續。我父親的棺材由墳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兩銀子置辦的好棺木，故還沒腐爛；母親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時看了還好，但一見空氣，就朽壞得不堪抬動了。事先我已預備好兩口套棺，這時便把舊棺套放進去，一如重新裝殮一次。我素來反對世俗對於婚葬的繁文縟禮，招搖鋪張，所以我這次將父母簡單移葬，任何親友都沒驚動。第二天曹錕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訴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數日，辦理遷葬之餘，也常常出外走動。我的家住在館驛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過街上的時候，人家以為我不夠官派，都看不順眼。他們說：“不坐汽車，也應當坐頂大轎，做了督軍的人哪兒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我從保定回到河南，便聽人告訴我說吳佩孚已向中央提議，強迫調我為陸軍檢閱使之職。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一點都沒驚異。趙倜在河南的時候，每天午後三四點鐘方起床。我在那兒，大早上便騎著腳踏車各處辦事。吃飯時一菜一湯，客人來了，每位加一個菜，也不預備菸酒。在曹、吳他們一般人，簡直看我為活妖怪！本來在那樣的年頭，什麼事都是講究夤緣手段，論不得什麼功勳勞績的；我調河南督軍的時候，若是論功績，陝西督軍的遺缺自應由胡笠僧繼任。但是曹錕、吳佩孚卻授意中央竟把此職讓給會送禮會奉承的劉鎮華署理了。功績哪裡論得呢？我聽到這訊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辦理職內之事。

不久吳佩孚便來電報給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籌措八十萬元的款子，並且以後要每月經常劃撥二十萬元。對於這個強橫的命令，我連思索也沒有，馬上覆電說我無此搜刮壓榨的本領，不能遵辦。你如一定要錢，那就請你來當河南督軍好了。他接我這電，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時他打退了張作霖，自以為再無內顧之憂，便專心致力要對付幾個不肯隨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孫嶽和我都變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釘，每時刻都在想方設法要把我們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吳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經很誠懇地對他上了二十條條陳，詳抒我對於省刑薄稅愛民愛國的意見與辦法。但他覺得沒有恭維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納，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時他在得志之餘，真是驕橫恣肆，妄自尊大，什麼人也沒看在他的眼裡。對上把長官看做傀儡，對下把朋友部屬都當做奴才，人民士兵則一律視如草芥。那時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孫嶽是極可倚重的俊傑，但他都不能容納。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諂媚巴結，二則挑撥離間，因此張福來、蕭耀南之流，倒成了他親信之人。對國家大事其迂執與悖謬，尤到了使人難以相信的程度。有一天，我到洛陽和他晤談，我說對日的外交應該確立方針，嚴切注意，日本國內的情形應該努力設法詳加調查。他卻說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為日本人是中國的移民，聽他們說話，就是吳音，和我們江蘇口音一樣。他自己是吳太伯之後，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輩，若有交涉，他只要發一電報去，以此段歷史說之，無事不可成。也許人們會以為他是說笑話，後來九·一八事起，他真有這樣一封信發到日本，可以證明他那時絕不是說著玩的。我又說我們此時當傾注全力建立國防，而創辦空軍，培育航空人才尤為切要。他卻說我國自古就放風箏，這種風箏即足以制御飛機而有餘，敵人若以飛機作戰，我們只要放上風箏就可以把他們掛下來。最後我又談及河南的旱災，以為此事可憂，當設法防救。他馬上把桌子上的籤筒拿過來，從裡面挑出六個制錢，嘴裡還唧噥了一會兒，一連下了六七卦，和我說，不要著急，明天午後二時定要下雨。我覺得好笑，問他哪方面下雨，他說在西北方。我那時住在他的巡閱副使署裡，到了第二天午後三時，天上仍是蔚藍的晴空，不見一塊雲，一絲雨意。我去問他何以不下雨。他說已經下了，還正在下著。我問在哪裡？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請他設法開渠築壩，而他卻來這一套，真是活見鬼！

第二十九章督豫（6）

我拒絕洛吳籌款的要求以後，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開封來見我。我和他談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來意。最後我忍不住了，直截地問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吳之命，和我傳達讓開河南的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不是為做官而來，只要中央有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