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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本上就是我們家的樣子，我們家的環境，跟巴金在《家》中描寫的環境也基本相同。那樣的環境，是壓抑的。當時就想離開四川，到外面去。但是因為抗戰爆發，出不來。我父親好幾個兄弟，只有一個到過北京讀書，我聽他講北京的生活很嚮往。這次跟著學校北遷，算是實現一個願望。從四川出來，一過秦嶺，心胸一下子就開朗起來了。

到了北京之後，燕園的湖光塔影以及知名教授的薰陶，讓我在學業上大為長進，在學業上給了我幫助的燕園名師多不勝數，像洪業、鄧之誠、翁獨健、齊思和、聶崇岐、雷潔瓊、嚴景耀、侯仁之。侯仁之先生講課別開生面，他用卡車載著我們在北京四處走，邊走邊講北京城的歷史。從另一方面來說，能讀到的進步書籍更多了。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燕大的圖書館中看到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還有一本就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在成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燕園，這些書籍都是可以公開借閱的。翁獨健教授思想很進步，我那時候經常到他的家裡去，很多解放區的廣播，我都是在他家聽的，1947年，毛主席發表《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講話，我們就是在翁獨健教授的家中聽的，當時翁獨健教授家的客廳裡坐滿了我們的同學，大家聽得非常興奮。1948年春天，世界學聯的代表貝克曼來到北京，就是住在燕大，因為燕大最不顯眼。在陸志韋校長和翁獨健等教授的安排下，貝克曼住在外國教授家裡。當時燕大學生和貝克曼有過兩次會談，談中國的形勢以及對中國內戰的看法，以及對於中國向何處去的主張，我都參加了。其中有一次就是在雷潔瓊教授家中，但是我們的英語都是半吊子，磕磕巴巴的，雷教授、嚴教授還給我們做翻譯。後來華北學聯在燕大召開了正式歡迎貝克曼的大會，北京各個學校的學生代表都到燕大來參加，主持會議的人是華北學聯的主席柯在爍，後來曾經做過香港迴歸的談判代表。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丁磐石：見證成都燕大歲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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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對於我個人來說更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創造社和民協在燕大北遷之後的1947年合併了，稱為民主青年聯盟。1947年的下半年，我被髮展為黨員；1948年2月，我正式宣誓，成為正式黨員。其實在反飢餓反內戰的時期，就有黨員來發展我，但是我擔心入黨之後不能再專心做學問，沒有答應。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又有個人來找我，讓我入黨。當時我在認識上已經意識到入黨的必要性，但是發展我的那個人當時在學生中是有名的大炮，我還擔心他是不是黨員，找我最要好的同學商量過。

國民黨發動“八·一九”大逮捕的時期，當時燕大學生上了國民黨黑名單的一共是32人，名單都在報紙上公佈了。我當時是燕大學生會的常委，黑名單上沒有，這讓大家都很奇怪，為什麼沒有我？因為平時我也沒少接到國民黨特務的恐嚇信。這裡面有個原因，我一直沒有說，因為在過去的時代裡，說出來會有麻煩。說穿了其實很簡單，當時我的伯父和北京方面的國民黨有些聯絡，我到北京的時候，伯父事先替我打了招呼。另外我祖母的姐姐的孫子是國民黨軍統方面的特務，當時屬於戴笠方面的紅人，我的舅祖父曾經和他打過招呼：“你這個表弟，你要照顧。”後來有些人看過了我的檔案告訴我，當時我已經上了黑名單，但是到了我的時候，被我的那個表兄看到了，他替我說了一些話，說我還是讀書的人，只是個跟著跑腿的，並不是主要的。就這樣，我沒有上黑名單。反倒幫助當時的同學安全地轉移到解放區。當時燕大的學生到解放區要了解交通情況都是透過吳晗，那時候黨要求我搞交通線的工作。哪個同學要走，都是我先透過吳晗，設計好了交通路線護送走。當時黨在城內的美國新聞處還有一個點，負責人是陳鼎文，也是燕大校友。當時同學走的時候都帶著口號，黨員是一個口號，團員是一個口號，盟員又是一個口號。這些口號都是由陳鼎文安排好了，由我再傳達給要走的同學。走的時候，到解放區的同學在夜裡二三點翻過學校的圍牆，按照安排好的路線安全地到達瞭解放區，當時走了六個人，有兩個人因為生病躲在了亂草堆裡。陸志韋校長得知同學們走了之後，才允許在校園外面封鎖校園的國民黨特務進校園搜捕。後來因為情勢緊急，黨組織命令我趕快撤退。我走的那天，到了翁獨健家，翁先生當時正在散步，我跟他講了我要走的事情，他說：“你要走，我贊成。走吧，大形勢就是這樣，應該跟著共產黨走，我要不是腿腳不好我也走。”那時候我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