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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城池周長約4公里，整個城池與長城相連，城高14米，厚7米。

此後200多年，山海關防禦體系不斷補強，到明朝末年已經形成山海關防禦體系。山海關往東北30裡是中前所城，再往東北30裡是前屯衛，再往東北30裡是中後所城，再往東北100裡是寧遠城，這個防守體系有足夠的縱深，它好似一條龍，山海關是龍頭，寧遠是龍尾，滿洲人幾代人也沒有擊敗這條明朝的真龍。

山海關距北京380公里，距瀋陽461公里，正好在滿清都城瀋陽和明朝都城北京之間，地理位置極其重要。

山海關之戰前，明朝面對的是雙線作戰，一面對付關外的滿洲人，一面對付關內的農民起義軍，可謂苦不堪言。在這種困難的雙線作戰情況下，明朝依然能如它建國時那般擁有強大戰鬥力，一方面滿洲開國父子努爾哈赤和皇太極至死也沒攻入山海關，另一方面農民起義軍也沒有建立長久的根據地。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順軍已經攻到北京城下。

1644年3月19日；明朝崇禎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盡，隨後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佔了明朝首都北京，山海關之戰拉開帷幕。

山海關之戰，中國由北至南的四股勢力分別為：

一、東北的滿清，領導者是32歲的多爾袞，擁兵10餘萬，雄心勃勃，虎視眈眈多年，隨時準備南下入關。

二、東北與華北接壤的山海關，將領是明朝的32歲的吳三桂，有關寧鐵騎4萬，駐守邊關多年，正在為失去皇帝而左右為難。

三、北京的李自成38歲，有農民軍30萬，剛打下北京城，來勢洶洶。

四、南京的南明朝，比較混亂，暫時沒有力量參加這場戰爭。

李自成拿下北京之後，對明朝舊臣實行“助餉追贓”。助餉和追贓是分兩步進行的，助餉是派餉，就是按指定的物件（將明朝的舊人分為臣子、王公、太監、豪紳四個階層），規定了數目來進行餉銀的分派，規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時間內交納規定的金額，不過，助餉沒有多久就迅速發展成為了追贓，那就是不分物件，沒有數目，無限度的追要，甚至隨時追，隨地追。由助餉到追贓，是由尚有幾分理性到全無理性的過程。

李自成手下第一大將劉宗敏，率領大順軍將“助餉追贓”進行到底。對於這些曾經受盡官僚欺負的貧民，可以任意捕捉毆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權貴們，還可以從他們身上榨錢，這是多麼快樂的事情。

李自成的大順軍，經過一番“助餉追贓”之後，很多人有了富足還鄉之心，勇往赴戰之氣則低沉下來。

總之，“助餉追贓”並沒有提高大順軍的戰鬥力，反而令前明臣子徹底絕望，同時使大順軍嚴明的軍紀、良好的軍隊作風和和諧的環境被徹底破壞。

在金錢與殘虐中尋求最大*的大順軍，到後來已經完全失控了。他們榨完了權貴的錢，開始任意捕捉富戶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鋪和居民經常遭受搶劫，而在劉宗敏的縱容下，搶掠變成了淫掠，強搶民女的事件也多有發生。而最著名的淫掠事件就是劉宗敏把吳三桂寵妾陳圓圓掠來，佔為己有，這個事件可能是改變中國歷史的關鍵事件。

一個月的時間，大順軍由一支勁敵開始墮落，戰鬥力開始下降。農民起義軍的弊病就是沒有戰略眼光，自以為打下北京就可高枕無憂，自以為打了勝仗就可以為所欲為。

北京城是這樣一番景象，那麼山海關呢。山海關已經成為孤城，吳三桂處境艱難。

3月28日，吳三桂為殉難的崇禎帝及其後妃治喪，全軍縞素舉哀。吳三桂對明朝還是有感情的，他在恩師洪承疇和舅父祖大壽都投降了滿清，能扛到如今不投降滿洲人已說明了這一點（滿洲人已經勸降了好幾年）。

李自成拿下北京後，派明朝降將唐通等人赴山海關勸降，當然不是空手去，他們帶去了黃金數千兩，白銀數萬兩，同時還帶去了一個承諾，即只要吳三桂投降，立即封侯。

此時的吳三桂，北有滿洲人，南有大順軍，他的友軍在南方幫不了他。雖然擁有當時最猛的4萬關寧鐵騎，但沒有糧草供應，鐵騎也是要吃飯的，絕對不可能為明朝獨撐危局。因此，投降是唯一的選擇，只是，投降滿洲還是大順朝，它還可以選擇一下。

焦慮的吳三桂在接到了父親吳襄的親筆信之後，做出了選擇，投降大順軍。吳襄的這封信，當然是李自成派人先擬好的稿子，吳襄照抄而已。吳襄的信中說投降李自成，不僅保全一家生命財產，而且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