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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制度全面取代計劃經濟的舊產權制度，逐步建立一個以公民（個人）產權為基礎，以多元化公有產權為主體，以私有產權為輔助的公產與私產長期並存、相互依賴、相互促進、互補長短、平等競爭、協調發展的公私混合產權結構；在產權多元化、分散化、社會化基礎上，使產權執行、配置、管理市場化、法律化；形成各種產權自由聯合的開放性、國際化的產權新制度。”基本想法就是：以公民為產權主體，混合產權結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架構，如果不是以真正的人民產權制度為基礎，你叫什麼完整的市場經濟？而我這裡的“人民”，當然不能是抽象的人民，而必須是實在的人民，具體的人民。實在的人民、具體的人民擁有實在的、具體的財產權利，經濟上的人*權才可能實現。有了經濟上的人*權，才談得上其他領域的人*權。我這篇文章的要點在《南方日報》發表了，大概發了2000字左右。當時就引起了不同反響，有的支援，有的則指斥為“私有化綱領”。我主張的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少數人的私有化，我主張的是廣大公民擁有自己財產的民有化，我主張的民有化實際上就是保護公民財產權。公民財產權神聖不可剝奪，這是現代社會的題中應有之意。有些人把我的民有化放在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筐子裡，又把理論問題政治化。我在理論上的每次超前、創新，都是在對廣東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潛心研究基礎上形成的，是在我覺得已經到了非解決這些要害問題不可的時候，但幾乎每次超前、創新，開始我都要受到不公正的評價，過一段時間又證明我的理論是正確的，就這麼一個“否定……承認……又否定……再承認”規律。真是在中國做人難，做一個有良知的學者更難。但我現在一點不後悔，在中國進行理論研究和創新，必須作好付出代價的充分思想準備，而我在中國改革的轉型期，盡了一個學者的責任和良知。

從1000年的滄海桑田中提煉我們的人生智慧陳：關於你以後的人生，大概是怎樣規劃的？

鄭：我有一個很宏大的規劃。現在我已經57歲，我的生命不多了，充其量有20年的學術生涯，因此我必須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東西搞出來。從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到這個《論綱》，是我公開發表文章的一個“休止”，我不想再在報紙上發表沒用的文章、應景文章，我要把中國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和世界的大舞臺中，從西方、東方不同的道路，從西方、東方的興衰成敗，反思中國的命運，探索中國的未來之路，建立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

我在廣東改革開放前沿的經歷是25年，我的研究，始終以社會實踐為前提、以社會需要為前提。所以不能說我是什麼天才，只能說我生而有幸，生活在中國轉型期這個大歷史時代，生活在廣東這樣的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使我的大腦時刻受到現實的強烈撞擊，使我時刻不滿現狀，時刻探索，進行超前研究。從私人所有到全面公有，再從全面公有到公私混合所有，從公有經濟的興衰到私有經濟的興盛，再到公私混合經濟的新選擇，這樣的滄海桑田，人類在西方可能花了上千年、數千年的時間，而在中國只用了半個多世紀。人生苦短，但我們的人生並不短，我們在一生中經歷了人類上千年、數千年的滄海桑田，這是我們這代中國學者最大的幸運。能不能抓住這個機遇和幸運，從人類千年滄桑中提煉出真經、真知，從而建立我們的知識譜系、思想譜系，改變我們中國人的生存環境，這是我們人生成敗的關鍵，我將畢生為之求索。

陳：謝謝！

原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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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廣九與“傻子瓜子”的兩次沉浮（1）

◎邱健

前10多年，安徽出現了名聞全國，遠銷港、澳和北美地區的“傻子瓜子”，一時風靡全國。“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們交口議論的新聞人物。“傻子”年廣九前後兩次沉浮，卻又神奇地與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關懷分不開。年廣九每當與人津津樂道回味他的發家史時，總是從心底發出肺腑之言：“鄧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發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場經濟的衝浪兒位於蕪湖市大戲院40號的大雜院，是“傻子”年廣九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營。1984年筆者去蕪湖首次訪問他，去那兒參觀他的“舊戰場”。在那零亂的大雜院裡，他指著一個旮旯告訴我，他過去就在這裡炒瓜子，院門被好心的房主時時插著，“打辦”的人一敲門，他就從院角的平臺上翻到鄰院，一溜煙地跑掉了。他很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