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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黨對政權的責任是指導和監督。“黨對政權要實現指導的責任”，“要實現監督的責任”。“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幹涉，不是黨權高於一切。這是與‘以黨治國’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八，黨組織沒有超越政權的權力。黨組織在同級政權機關的派出機構“沒有超越政權的權力，沒有單獨下命令下指示的權力，它的一切決議，只有經過政府透過才生效力”。“不可經常地以黨的名義提出意見”，“只有大的事件大的問題，才用黨的名義提出主張”。“各種重要問題都要經過政府正式會議討論。”

第九，要加強對黨員和群眾的*教育。“隨著*政治的開展，*教育比任何時候還要迫切。”“在我們各項工作中，哪一件事裡面都有*問題。我黨要善於在一切工作中，一切運動中，大大發揚大眾的*主義作風，與一切不*的現象作鬥爭。”“我們要在**中，保證黨對政權的領導，我們更要在**中，使黨成為群眾的黨！”

*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的這篇重要著作，明確地回答了共產黨依靠什麼獲得領導地位，共產黨怎樣對自己建立的政權實行領導，為什麼要清除“以黨治國”觀念在黨內的影響等一系列基礎性、關鍵性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的歷史文獻中居於重要地位，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勇敢地承擔起來的義不容辭的重要責任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對實踐*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裡，在我黨領導下，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進展迅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實行黨政分開、改善黨的領導方面，一是致力於劃清黨組織和國家政權的職能，轉變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方式，逐步理順黨組織與國家政權機關以及企事業單位、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二是致力於明確中央、地方、基層在實行黨政分開實踐中應該分別採取的不同方式，先從中央和地方做起，隨後再逐步向基層擴充套件；三是致力於調整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機構，撤銷各級黨委中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專職常委，撤銷黨委機關中與政府機構重疊對口的部門，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不再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企事業單位黨組織逐步改由所在地方黨委領導。這一系列的改革舉措，是對黨和國家原有權力結構的重大調整，觸及相當一些黨的領導機關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切身利益，難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於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堅決支援，這些改革舉措的實施在總體上是比較順利、比較平穩的。　。。

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及其實踐（4）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了舉世震驚的政治風波；緊接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又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驟然陷入危機。面對這一連串猝不及防的國內國際重大政治事件，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再按照*設計的藍圖和黨的十三大的部署繼續下去，而是將這個藍圖和部署基本上擱置起來了。從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來的實際情況看，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進展狀況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這個階段裡，注重強調的是“反和平演變”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政治體制改革不僅不提了，還撤銷了黨的十三大按照*政治體制改革藍圖所採取的許多重要舉措。*在1989年5月曾經旗幟鮮明、態度堅定地強調：“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透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但是，從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間兩年半的實際情況來看，對十三大的政治報告幾乎是整體上被改動了。

第二個階段，從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這個階段裡，由於*視察南方談話的發表，前兩年多“左”的思潮甚囂塵上、改革開放基本上陷於停頓的狀況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但是，當時在肯定和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盡力開闢經濟體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時，不僅大大弱化和降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地位，而且避開了*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的主體性訴求，只將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決策科學化*化以及法制建設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當然，在這個階段裡，也進行了以政企分開和精簡、統一、效能為原則的黨政機構改革，建立了國家公務員制度，這也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大範疇。但是，由於沒有觸及傳統政治體制的“總病根”，僅僅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