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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紅記》所寫的王嬌娘和申純的愛情故事，在民間早有流傳，曾被編寫成小說和雜劇。顯然，孟稱舜是在這一基礎上寫成的《嬌紅記》，並加以豐富和發展的。

《嬌紅記》所表現的男女青年爭取婚姻自由的主題，在元明間的戲曲中曾被反覆表現過。但是，《嬌紅記》沒有停留在它以前的愛情作品已達到的高度，無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現實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點，閃爍著新的思想的光輝。

嬌娘是作者著力歌頌的主要人物。她的性格特徵，首先表現在她不同於那些在封建禮教重壓下逆來順受的軟弱少女，而是竭力思考婚姻戀愛各方面的問題，形成了自己的戀愛觀。她清醒地看到封建婚姻給廣大青年造成的痛苦：“婚姻兒怎自由，好事常差謬。多少佳人錯配了鴛鴦偶。”因而決不願再蹈“古來多少佳人，匹配匪才，鬱鬱而終”和覆轍，主動選擇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與其悔之於後，豈若擇之於始。”她強調“擇”應是“自擇”。她對“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讚佩，認為“人生大幸，無過於斯”。嬌娘還進一步提出了選擇愛人的標準。她蔑視不學無術的紈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輕薄無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夠和她“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認為能和這樣的愛人結合，好使“身葬荒丘，情種來世，亦所不恨”。這一“同心子”的婚姻標準的提出值得我們重視，它把《西廂記》提出的，為以後許多愛情作品承襲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標準，大大推進了一步，其實質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礎上的愛情，帶有較濃厚的現代**的色彩。嬌娘的進步戀愛觀的出現，提示了封建社會後期婦女的進一步覺醒，表明她們反對封建禮教束縛，希望主動掌握自己命運這一民主要求的增強。

然而，嬌娘的愛情理想並沒有得以實現的現實可能性，美好的願望和殘酷的現實之間構成了悲劇性的衝突，規定了嬌娘的悲劇命運。但是，真正成功的悲劇人物，決不是匍匐在惡勢力腳下的羔羊，正是在和惡勢力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中，他們的性格迸發出耀眼奪目的光彩。嬌娘經過私利的試探、考驗，經歷了種種誤會和猜疑之後，終於和申純從形體的傾慕進而到心靈的共鳴，她認定申純是能和她白頭相守的“同心子”，就毅然“全不顧禮法相差”，勇敢地和申純結合。這與帥公子空虛的靈魂，卑下的品格，和只為滿足獸慾而毫無愛情可言的**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作為嬌娘的情人，申純的形象也是很可愛的。他對愛情執著，不性困難和曲折。然而，申純形象的主要特徵，乃是在他的世界觀中，明確地把婚姻戀愛放在科舉功名之上。他說：“我不怕功名兩字無，只怕姻緣一世虛。”他後來被迫應考，也只是把科舉作為獲得愛情的手段。因而，當他和嬌娘的愛情受到摧殘時，他毅然拋棄科舉及第的“光輝”前程，和嬌娘雙雙殉情。這種輕功名、重愛情的叛逆思想，和嬌娘叛逆禮教的精神，本質上是一致的，他不愧是嬌娘的“同心子”。《嬌紅記》之前的愛情作品，例如《西廂記》、《牡丹亭》，他們的主人公雖也在婚姻上背叛禮教，但對功名，則大都採取熱衷的態度。而申純在這點上，認識卻能高於他們。這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青年知識分子對現實認識的不斷深化和覺醒。透過申純這一形象，我們已可隱約窺見《紅樓夢》的男主人公賈寶玉的雛形。

嬌娘和申純形象的出現，是明代後期封建經濟中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意識形態領域裡左派王學倡導個性解放，以及市民階層壯大，他們反封建的要求不斷加強這一社會現實在文學中的反映；也顯示了隨著時代的發展，作家對愛情問題的認識在逐漸深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裡曾詳細論述了與新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現代**的特點，指出這種以“所愛者的互愛為前提”的愛情，其強烈之程度，往往使相愛的雙方為此會出生命。嬌娘和申純的“同心子”的愛情，正體現了這種現代**的特點。嬌娘“自擇佳配”的要求，與杜麗娘“花花草草由人戀”的要求一脈相承；而其與“同心子”結合的進步戀愛觀，則給予它以後的偉大愛情作品《紅樓夢》以影響。《紅樓夢》所描寫的寶黛的愛情，正是建立在背叛封建仕途經濟這一“同心”的基礎上。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嬌紅記》是介於《牡丹亭》與《紅樓夢》之間的過渡作品，透過它，可以看到我國古代愛情作品中反封建的優秀傳統是怎樣被繼承著、發展著、光大著。

《嬌紅記》是一部成功的現實主義作品。作者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將封建社會中在婚姻問題上大量存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