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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太宗所說的“道”），失去這一前提，再卓越的領導者都只會功倍而事半甚至無功而返。在這樣一個理念之下，一位明道的君王和領導者將成為國家興盛的關鍵，而另一方面，失去政治精英們的積極參予，一個明確的理念加一個卓越領導者也將難有成就。

大國基石：中國精英政治的開端（4）

當唐朝之初，太宗確立了“先存百姓”以民為本的理念時，一個國家與社會復興的核心基準點也就找到了；以“有道”而推天下，益百姓而治國，則確立了一個“哲學王”的理想國君和至善治國的領袖方針，這樣的一個領導人，成為了一個盛世時代的關鍵動因；而“任人唯賢”，選拔“天下英雄”為治國濟世之才，並將他們的姓名寫在自己屋內屏風上朝夕省覽，可以看到太宗是如何精心構建這個國家的政治精英群體，這樣一來，一個理想國家和興盛時代的三要素就獲得了確立，由是，一個盛唐時代的到來，也就自然而然循乎自然之道了。所以，歷史看似偶然，其實為必然，所講求的，就是這樣一個客觀原理和它的三要素。柏拉圖的辯證之法與理念之要，之於今天思想日見淺薄的中國，應是需要推崇和認真研討的（我們不能僅僅只知道迴歸儒家學說），而太宗之績，貞觀之治，不得不讓我們傾心學習，千古一帝這筆治國富民的國家政治財富，更值得21世紀中國和全球國家領導人都認真吸取。

從秦統一中國而焚書坑儒，到漢高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人才之嘆，再到魏武帝“但為君故沉吟至今”的思賢之憂，延續到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精英集體奢靡喪志，唐朝的發端，則以一個國家共同復興的理想而作為新歷史的開啟，以一群積極參政的精英而作為國家建設之棟樑，以一國之民的生活富裕而為社會發展的共同基石，故而可以論證，唐朝是中國精英政治的一個非凡歷史開端，她的這一成功模式，不僅僅影響了中國後續一千多年連綿不盡的仁人志士之於中華的理想，更將再影響中國與人類未來的兩千年！

時代，總是屬於精英的。倘若不是如此，我們又是如何會如此熱愛競爭和超級選秀呢？物盡天擇的根本義理之下，今天的中國，是需要呼喚出一批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精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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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的現代與世界要義（1）

一則破產訊息

幾分鐘前，聽到了一個關於湘潭供銷大廈宣佈破產的訊息。這個訊息聽到時，正好是中國創業投資與私募股權投資年會在上海金茂凱悅音樂廳舉行頒獎典禮晚會的時刻，亦輝此際也在現場，準備採訪熊曉鴿，他告訴我軟銀亞洲總裁薛村禾正在現場充當頒獎嘉賓，而江南春沒有接受《軟實力》採訪就匆匆走了，看來他的確是因為納斯達克的那些股東們讓他忙得夠嗆。我想，這是中國剛剛接受資本主義薰陶的一個現象吧（我們的確沒有對此作好太多的準備）。

這種沒有為變化而作好準備的事例在中國層出不窮。2006年底的金融開放、中國房地產投資高熱的撤離、過度競爭導致的利潤率急劇下滑，當然還有快速城市化程序中發生的種種從未碰到過的問題等等，都在中國的今天出現了（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挑戰和很有意思的新課題）。那座湘潭供銷大廈，就是這樣的一個。我在十八年開始供職於它的時候，正是它剛剛建成之際，也是全國供銷系統向城市商業經濟升級轉型的當口，當時中國的整體商業還處於半計劃狀態，因此供銷大廈在當時還作為一支新興商業力量形成了對傳統百貨業的衝擊，曾經紅透半邊天。從歷史上講，供銷大廈是中國商業變革過程中發揮了一定力量的，至少在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初期成為了一條由鄉鎮泥鰍而進入城市的鯰魚。我記得當時的競爭對手就是商業局下的百貨公司。然而，這種情形並沒有維護多久，當時我還是這座大廈的團支部書記，帶領一批團員和青年經常做一些櫃檯親民服務，我在後來離開了，這在當時稱為下海。再之後，關於它的訊息就越來越少直至空白。儘管它曾經有過這樣的輝煌，但是非市場化的體制在最後成為了它的發展掣肘，也成為了權柄與私利的溫床，後來它所發生的危機就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國營企業都遇到了同樣的挑戰）。現在忽然聽到有關它的訊息，彷彿是聽到一個極遙遠的名字。湘潭，我的故鄉，然而我在那裡什麼都沒有留下了，只留下了少年時一個人在湘江邊上獨行的回憶，那些柳樹和桑樹，以及遼遠的湘楚天空（這座城市今天仍然是一個成長性很小的城市缺乏經濟活動更缺乏理想）。事實上，供銷大廈這種由計劃經濟所產出是一個時代轉型期的怪胎，在我聽到這個訊息之前它早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