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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大命。近來熱播中國的《大國崛起》似乎就是想揭示這一相同命題的答案。無論是日本的維新還是西班牙的女王，或是葡萄牙的海上夢想或是美利堅的獨立國家主張，都會有一條長綿不斷的人類謀求發展與改善的理想貫穿在這些曾經興起的國家歷史之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同時又極其容易被人們日常所忽略的東西，虛無而且柔軟，也因為它至柔所以也至剛。這讓我又想起柏拉圖在人類最初時所建立起的那個理想之夢和那個《理想國》（它只是表明國家與人類的大命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也應當去想像的）。羅素認為，在柏拉圖所有哲學思想中最為重要東西只有兩個，一個就是他的“理念論”，另一個就是基於這一理論的理想國（羅素將柏拉圖的這個理想國稱之為烏托邦Utopia）。這位生於公元前428年的雅典貴族的思想者，其自身的所處是十分優裕的，他所提出的“理念論”很形而上，他指出：理念屬於自然宇宙所造就的事物客觀的“本”（即真理），而人的感觀則往往只能看到它的摹本（柏拉圖的洞窟理論…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會被事物的影像所欺騙）。然而人類由於與自然的同體性而擁有著理智與知覺的兩種，知覺是由感官造就的我們可以不去管它（因為人和動物乃至植物都有），而理智則不然，它有著與自然相感應的部分。理智又分為理性和悟性兩類，這兩類之間，理性為最高階，因為只有它才能夠去涉及純粹的事物的“本”（即理念或真理），這個“本”的核心是“善”，而且，這種達成理性認知的方法就是辯證法；而悟性，它之所以相對低是因為它類似於人類經常在思考中所使用的種種假設和懷疑（這種假設和懷疑往往不能加以自身證明，即我不能證明我的假設或懷疑…它呈現出思維的單向式而非辯證式）。作為人類哲學的祖師爺，柏拉圖的一大堆的怪誕而繞舌的思考我們在此就不多談，然而對於他的“理念論”，我們可以看到，當他提出一個理想國家的國君必須是一個哲學王時，就會豁然明白他為什麼要如此堅持讓一個哲學王來充作這樣一個理想之國的最高領導者，其原因便是基於他的“理念論”。因為，柏拉圖認為在人類的所有智慧中，唯有哲學家才是那個能夠發現虛影洞窟並洞見真理（即理念）的那個人，同時也會是一個對人類倫理有著最大“善”意的人。讀柏拉圖的書會很累，但是懂得了他的“理念論”之後就會很輕鬆，同時，我們也就能夠明白這樣一個老頭為什麼一直主導歐洲的思想直到十三世紀，我們還就能夠理解，他的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在起著巨大的人類思考的背景作用。

而進一步，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進一步設想了“理念”之於國家的落實之舉。他將理想的國家公民劃分為三種不同型別：普通人（大眾）、兵士（軍人）、衛國者。而他認為只有最後一種公民才能擁有政治權力（請注意他對於國家政治事務與其它事務的刻意區分），這批人比其他兩種人要少得多。柏拉圖在2300多年前即對這樣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階層思考了很多：他們一開始是被立法者選定的，此後通常會是世襲的，但也可以從其它階層中選拔出來。如果衛國者中有不能令國家滿意時，則國家可以將他們降級。衛國者的主要職責，就是透過其所擁有的政治參與權力而能夠實現立法者的意圖（或是這個國家的理想），他們的工作涉及國家保護、經濟、教育和文化，還有宗教和生物等方面。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柏拉圖對於一個理想國家設計的兩個要素：為理想而立法的人（洞見真理的至善者或是理想本身），一群擁有參政權並能夠實現立法者意圖的衛國者（國家輔佐者）。這是一個很清晰的國家結構和思路，如果我們將之對照一下人類發生的真實歷史，會發現，人類社會的興起和衰變，似乎都能夠印證柏拉圖所曾精心設計過的這條理想國家的準繩。

人類到了公元626年的時候，這條理想國的準繩開始靠近並牽動了這個東方剛剛興起的唐都帝國了。我在上一章節中較為詳細地描述過這位稱之為唐太宗的李世民與他的謀臣和自己的太子所談過的一些話，也特別記載他親自觀覽新科進士們魚貫而行時所發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感嘆，這些跡象中可以揭示出，一個歷史盛史的真正起因就在於一個至善的國家理想和一個卓越的領袖以及一群能夠去實現國家理想的政治精英。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省悟歷史中提煉出一個國家和時代昌盛的關鍵要素來，這些要素由歷史和哲學家開出，十分簡單，其分別是：理念（至善）、洞察理念的領導者（時代領袖）、政治精英。這三位要素，缺一不可。而三要素之中，理念則成為最大且最為客觀的前提（它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