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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如是悠久而國體偌大的國家，其數千年文化與價值觀演進至今竟是如此狹窄淺薄，可謂是普天之下的世界之奇觀了！

國家智力與朱熙理學（6）

上個世紀上半葉羅素來到中國時曾觀察過這個東方大國，很是冷峻地指出：中國實質上是一個文化體而非一個國家。這種說法，倒是首次由一個西方哲人對這個國家作出了大膽的評價。梁漱冥老先生在他那本1949年初版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就提出“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口號，其中關於對中國文化的探討之議頗有意思，諸君可取來一讀。梁老先生開宗明義想要探討的問題，與我在此提及的話題幾乎一致，他在開卷之初便言及了中華文化之古怪：一是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前的文化；二是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梁老先生稱：兩千年的中國，竟然不見進步之可怪；從社會史上講，竟難判斷它是什麼社會之可怪。因為講社會史者都看人類社會自古迄今一步進一步，大致可分為幾階段，獨中國兩千多年，卻難於判它為某階段。

看來，梁老先生在探問中國文化之際也是一頭霧水，故言而求教於國民。

而另一位學者王禮錫在所作的《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之謎的時代》中，也談及不解於中國二三千年不變的社會。指出：多少中外研究歷史的學者，迷惘在這歷史的泥坑！

於是我才知道，自嚴復先生始，一批近代的中國學者們便已經在反省中華文化的種種謎蹤了。更有甚者，嚴復在言及當時中國對於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時，曾這樣描述：聞西哲平等自由之說，常口怯舌矯，駭然不悟其義之所終。

而在當時，這種思想，更被大眾認為是大亂天下的思想！

而以今天的觀點來看，百年前的中國近代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仍然未能擺脫對文化獨立屬性的揭示，如此以來，便極容易沉沒於中國文化本身所積澱的深淵之中了。從國家智力這一取值觀來檢析，則可以更加簡明地判斷出中國文化的積弊：作為一個數千年來以家族倫理而興建的封建體，其所奉行的所有傳統儒理文化僅僅只是農耕經濟社會中家與家族的倫理組合，這種小尺度的價值組合直至整個封建國家，以致於中國並無真正的國家意義。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是一個新興的家族興起而致，導致了“家天下”的最小价值尺度和最大的社會應用尺度的產生。中國的文化，就存在於這樣的尺度之中，這個尺度中有利己的家族倫理，卻缺乏社會契約之下的國家道德，它的整體是私慾的，也是專制的。也正因為如此，當一個國家價值尺度還沒有成為這個國家社會民眾的真正共同選擇時，這個國家智力的整體低下便成為自然而然的一個社會性選擇結果。今天，這種由家族倫理所演變而至的文化仍在起著強大的主導作用，一個國家或者是整體社會的新價值尺度似乎在21世紀才剛剛有所起色，而引致這一新的價值尺度進入這個國家的，並非國家本身，而是隆隆而至的全球化。

我想，一個創新型國家的時代，或許將隨著這場全球化而獲得開端。可以預見到，它將譜寫出中國國家新歷史的篇章…中國的未來，需要這樣宏大價值尺度所寫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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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1）

我在這個寒冷的時間裡，觀測中國的文化史並思考著世界的關係。這種對文化來一次客觀的審視並由此而進入全球化的預感是如此強烈，是前所未有的。我指的是，這個民族將完全徹底地參與到一條新的軌道並開始執行。這個國家，她真的具備了先天的準備嗎？抑或將在這種徹底的換新之中被迫發生改變？從目前的觀察結果來看，被迫改變的可能性將會更大一些。這種被迫，預期的時間不會少於20年。這是由改革開放的兩代人以及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兩代人所構成（在此我以五年為一箇中國社會代際），以這樣的力量來看，應當足夠了。如此算來，到2037年，中國將完全轉變成為了個世界性的全球國家，她的文化以及文明，將行駛在另一條軌道上。而那之後，便是她的強勁發力的時代了。中國將在這一被動改變的階段之後，進入到自動創造的新歷史。這一次，將是中國完全為世界而創造了。

為世界而創造，這是一個巨大的使命性任務。這一使命的產生前提，乃是基於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從誕生直至今天的之於人類的價值爭取。這種為人類價值而爭取的努力盡管沒有在我們的歷史中體現太多，但從來沒有中止過。因為中國人類這一支，她的屬性以及她所具備的某種忍耐和遲慢的寬容度，卻含有著自然宇宙創生的某種啟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