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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精神。還在他未登基而為王子時，他就是蒙古諸王中最好學漢制的一位“賢王”了。有史載忽必烈28歲時（1242年）就在他的王府接見禪僧海雲及弟子劉秉忠，忽必烈問海雲禪僧：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這一問，似乎有兩重意思：其一是對佛學的興致，其二更是顯示出這位年經尚輕的王子早已懷有“安治天下”的雄心。自那時開始，忽必烈就不斷從中原召徠賢人顯學之士來為自己講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瞭解前代帝王之治與朝代興替，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學之道，講三綱五常之理。他學習中國先王的賢明聖蹟，聽取漢高祖平定天下的故事和史蹟，更十分仰慕唐太宗盛世治國的才能，憧憬在自己的治下也有貞觀時代萬國來朝的盛景，為此，忽必烈經常提及自己也要象唐太宗一樣有魏徵這樣的卓越人才來為自己效勞。對於宋太祖的帝跡史料，忽必烈也是每言必聽，並說：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可見他對中國故帝瞭解的詳盡程度。待忽必烈平定南宋遷都大都入主中原之後，他頒佈的一道《歸附安民詔》中，就特別提及：名山大川寺觀廟宇，並前代名人遺蹟，不話毀拆。由此可見忽必烈對這一異族臣服國家文化的愛護，同時也表明其將所繼承的國家正體。這一點，表現出一個積極學習和尊重歷史的態度，這一態度，比一些自隱不朝而不知一國之智力低下的漢人學士的態度要好得多。不僅如此，這位叫忽必烈的皇帝更是時常拿漢高祖和唐太宗自比，問：漢祖唐宗孰與寡人？可見，忽必烈已經將自己在價值取向和治國標準上直接納入到了中國的帝制正統。

就當時歷史看來，還有許多今天的學者傾向於將元朝之中國理解為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我認為這是事實的一部分。蒙古帝國的確將自己的疆域並不僅僅侷限於當時的中國（更何況當時之中國只剩下偏安江南一偶的南宋遺朝），而是將目光展開得更大。然而，學者們大多忽略了忽必烈帝對這一臣服國（中國）先進文化的學習和國家治理模式的採納直至充分融合，而他自己，更是在這一融合過程中以身示範。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十分近似於我們今天所研究並爭論的全球化：一個21世紀的國家是以全球化為人類的共同理想目標而達成與各國的多元融合呢？還是借全球化而強調單方面之一國己利？站在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立基點上，這樣的結論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距元朝六百年前的唐朝貞觀之治，引得世界往來不絕，造就出中國之於世界的遠播聲名，那麼到了元朝，儘管只有區區百年，卻在一位襟懷巨大的忽必烈帝手中，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大開大闔的經國之策而震動了世界，並將中國文化的種子撒去了更為廣大的區域。當歷史再過了六百年時，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進入中國時，沒有一箇中國人知道，他們所用的，竟會是自己祖宗的發明，他們所廣泛尊崇的教義，也是由中國的印刷術而獲得普及，而他們的嚮往，則是因為馬可。波羅在牢房裡口述寫就的那本《東方見聞錄》！

到了這個時候，我想，中國歷史中的傳統中國與多元融合的中國、東方中國和西方世界，是有必要來一次歷史的整體交匯了，而沒有必要將這場歷史與歷史、國家與國家、民族和民族見面並相融學習的時間推遲到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如此，我們便可以客觀地看到並思索到更多，同時亦反省中國在其自身發展與融合的歷史中究竟有多少次喪失掉了改變自我歷史的機會。而距今天八百年前的忽必烈帝，他的眼界和探索，又如何沒能被更多的國人繼承下來？無論是蒙古人抑或是漢人，今天，這些民族都已是中國一家了，而在未來不久之後，這個世界的人類，更將融合為一個理想的共同體。

這是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中國與世界，無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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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見證元朝的開放（1）

為什麼要從馬可。波羅這個13世紀的義大利人這裡再來談談元朝呢？

我以為，中國之大，泱泱之國，很多年以來顯得什麼都不缺，而唯獨缺一個非大眾的獨特角度，以致於使中國在很多的方面顯得同質度奇高，也很少聽到標新立異的歷史。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或許有另外的一個樣子。在十三世紀，與忽必烈同時代的這位義大利的年輕人（馬可。波羅比忽比烈帝正好小四十歲）眼中看到的中國，就是一個全新的角度和視界。甚至，比起500年後（1793年）中國滿清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外族皇帝乾隆對待英國特使馬嘎爾尼的態度來，這兩位馬姓的老外在中國的境遇卻有著天壤之別：馬嘎爾尼在中國只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