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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自然與心、人與宇宙的對話之中，屈原則更是恣意汪洋，引領慷慨豪放之先風。於是乎，自秦漢而後，唐詩宋詞，莫不難出其右，今天中國之文章，則儘可以在夫子之下矣。

這一點，可以在《九章。涉江》一篇中體悟到一些。

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此處開筆而率真，很妙）。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混濁兮而莫餘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自喻也，對天剖白己心）。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餘濟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顧兮，歙秋冬之緒風。步餘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憂方林。乘齡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餘心其端其兮，雖僻遠之何妨！

入漵浦餘值徊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狡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將此四句與《詩經。鄭風》中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和秦少游“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作意境氣象同比）。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漢風：漢賦樂府與霍去病的石馬虎（5）

這應當是屈原剛被流放之時遷徙到沅湘所做的詩歌。那時的沅湘一帶還是地廣人稀，山高林深，霧多而晦，猿狡遍佈（不象今天我們早把這些野物吃光了）。他一個人獨乘而至，內心慘淡淒涼，想起一生的際遇，對天自語，最終抱定了決不變心從俗的決心。按司馬遷對於為為詩作文的說法，是“此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即人們所常稱為的“悲憤出詩人”。

然而大文化觀中，所有的悲憤也好，歡樂也好，閒情也好，都是情緒為致。這種情緒之源，則產生於思維和想象力。按照笛卡爾的說法，思維是一切精神的本質，不依賴物質而獨立存在。在他的主觀主義哲學中，精神與物質並存為兩個可以相互聯絡又同時獨立的二元體。我們暫且不論這個二元論的優劣，值得注意的是，屈原的詩歌典型地表現了這種精神獨立，同時在這一精神獨立的表現當中，將中國的文學化成了出來，如果我們尊重這一歷史，那就不能不說，這是屈原精神勝利的一個很客觀的現實成果。

漢朝的文人騷客們繼承了這一成果，並開始努力滋長它們。儘管漢朝僅僅才是中國文化中興的開始，儘管很快國家又將征伐的目光投向了邊境四方，尤其是北部的匈奴。所以，漢文化有相當的一部分並不僅僅是文學的部份，而在建築、服飾、農耕、國家治理以及軍事上，均有不凡的建樹和表現。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兵精糧足，開始實施對邊境擴張的野心。最早是對東南部的越王國（包括今天的越南），很快，到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又向東北進軍，征服了包括今天的東三省南部和朝鮮半島。這之後，就是漢武帝以重兵開始出擊西北部的遊牧民族匈奴了，這中間，發生了許多的故事，既有匈奴的侵襲也有漢軍的進取，雙方互有相當的損傷。對於這種以遊牧為主的馬上民族，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的漢朝頗感難以應付，這種經濟產業模式不同之間所發生的戰爭，很難與經濟模式相同的戰爭類比（這一點與北美大陸印第安人和歐洲移民之間的矛盾衝突相類似以及和今天美國在伊拉克所際遇的情況接近）。漢代就對匈奴曾有如此評價記載：夫匈奴無城廓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然而，從中原崛起的漢朝，儘管很不適應這種西北風沙大漠之中的征戰，但還是出現了一批勇敢的將軍和士兵們。這裡就不能不講到一位年輕的將軍霍去病。不湊巧的是，這一天我在髮廊洗頭時看到一部紅色封皮的歷史小說，名字叫《項羽和劉邦》，作者是日本的司馬遼太郎。這部歷史小說在1977年就發表在日本新銳文學雜誌《小說新潮》上，2006年首次在中國翻譯出版，這個時間，已經過去了30年。據說這個司馬遼太郎是司馬遷的《史記》迷，決心一定要做一名現代的歷史小說作家。在日本，這本反映中國大漢朝開端風雲時際兩位英雄的歷史小說，其發行量僅僅次於《挪威的森林》。這是一個頗好的例子，再一次表明文化的無國界，不過，讓韓國人來證明漢字的發明，讓日本人來著寫中國的歷史，讓美國人來為中國提供桌面系統，讓德國人來中國製造漂亮的汽車，讓哈佛來給中國精英們上工商管理大課，讓好萊塢來為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