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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當然，春節還為許多已經進入現代的中國人提供了迴歸封建國度的機會，賭錢、酗酒與無所事事成為這一時間的價值主流，也讓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時代嘎然而止，幾乎可以令所有現代文明在短短几天之中蕩然無存而至崩潰。而至於年年必上的春節聯歡晚會，更是一個難以為繼的傳統大觀園，很明顯地，它的新鮮度已經在這個新世紀中發生了劇烈衰減。凡此種種，不一而盡，每逢春節來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保守與墮落的那一部分，很能夠變得揚眉吐氣，大有捲土重來之勢。如此來看，這樣的中國春節，是可以做一個告別儀式了。

滿漢文化的再融合（2）

這樣的一番談論，算是笑言。而就在1644年，中國的歷史再一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已經瀕於滅亡的中國社會在準備步入現代社會之際，被來自白山黑水之際的滿清力量輕而易舉地更替了，並由此而開闢出另外的一個滿漢交融的新時代。這個時代，並非史書上常稱的中國歷史的簡單嬗遞，而是漢文化的再一次斷裂和外來文明所施與的多民族文化的再一次融合（這種融合仍然是被動而非主動與能動的）。

滿清入主中國，除了這其間所應有的歷代王朝更迭所有的史事之外，發生了一件頗為特別的事件，對於滿清鞏固其王朝地位同時也對打擊中國文化傳統均有著深遠的影響，以致於圍繞此而延漫了二十餘年方才最後平息了風波。此事就是清朝順治二年由攝政王多爾袞所頒佈的“剃髮令”。此令一出，激起了滿清與漢人之間的劇烈衝突，而滿清對於剃髮令的執行也異常堅決，以致發展到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極端。繼而，多爾袞又頒令，所有國人著裝也必須遵從滿清朝廷的服制。在江蘇江陰，“剃髮令”導致了整座城市的集體反抗，漢人高呼“頭可斷，發不不可剃”，在長達81天的時間中抗擊清軍數萬人的圍攻，直到破城之後仍無一人投降，最後被清軍屠城，城中僅餘53人。這樣的抗爭與屠殺事件，在漢人集聚地屢屢發生，直至一代人之後方告平息。

我在此無意批判“剃髮令”與“著滿服”，也無意對由此而發生的兩個民族間的悲劇作出道義上的評價。從歷史的理性角度來看待，當一個擁有極端權力的勢力產生時，這種單極價值的社會系統總會發生類似的悲劇，或者說，此乃一個極端模式下的必然結果，將滿清換作成為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其對於明朝舊制的懲治也是一樣的。唯一的不同，是滿清與漢文化的殊然差別，因而要求了整個傳統社會必須對這樣一個極端政權作出更加巨大的犧牲。如果將這一單極社會的價值觀延伸二百多年以後再看看，再度由漢人而起的辛亥革命中關於“剪辮子”的舉措，也同樣有著相同的傷害性。那時候，滿漢早已和睦一家，留辮子與著滿服已成社會風習，所以，“留頭不留辮”反過來又成為新一輪的文化風俗革命。縱觀中國的歷史，在缺乏中心價值的單極體系中，王朝和國民，都是翻來覆去地重複著權力和這種與權力相關的日常生活約制的改變，從而整體上失去了國家的真正價值方向。

這種失去中心價值方向的文化融合也產生出它的能量，而這種能量往往也是機械主義的。我們在討論一件事物並希求得出結論的過程中，經常都會發生因對事物採取的價值判斷不同而產生出各自相去甚遠的結論，將此一點放大來看，這也是一個社會與國家發展在價值取向與行動結果的決策與因果模型。但凡人類，無論東方抑或西方，古人還是今人，當代還是未來，都會面臨因價值取向的差異而引致結果不同的差別，在一些涉及重大利益和核心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領域等關鍵目標上，這種差別中往往存在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風險…在世界全球化的程序中，這恐怕也是人類深為苦惱的一樁大事。而在此，在選擇機械主義與有機主義之間，選擇有機主義則將更傾向於一個可能好的結果。

失去中心價值方向的文化同樣也會產生出令後人們深感詫異的結果。這種結果在清朝的突出表現就是文字獄。如果將這種文字獄放在今天，很顯然這將是觸犯法律的，每一位公民都有可能因此而成為原告者，並以此捍衛自由輿論的權利，然而在三百年前，這樣的事例卻是中國社會文化史中由於它的單極系統而導致的專制集權所必有的一種文化反應。而從人本的角度來看，它也是一種原始的、野蠻的不寬容。事實上，這種不寬容早已在二千年前的秦始皇的朝代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到了滿清之際被髮展到了文化專制的極致而已。

滿清之所以將文字獄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其原因也很簡單：一個少數民族成為中國君臨天下的皇帝，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