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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歌》等。除了以上與戲劇電影、音樂、教育等關係之外，他和新聞、出版，以至井岡山的槍炮聲，曾經轟動上海的大陸大廈共產國際事件，潘漢年與夏衍失去聯絡以後在良友出版公司的會面等等千絲萬縷的關係中，都有一絲半縷的牽連。

“八一三”淞滬抗日戰爭爆發後，夏衍交了一筆錢給孫師毅辦了一份《早報》，郭老為《早報》編副刊，我為副刊劃樣。不久我被安排到張發奎部隊的“戰地服務隊”。上海淪陷，張後撤時把服務隊移交給黃紹。我和一部分人轉移到武漢。

孫師毅帶領了他在無錫江蘇省教育學院的電影廣播教育專修科的一批學生撤退到武漢（這批學生後來都是中國電影事業的精英），他參加到籌組第三廳的工作中去了。

一九三九年秋，他找我去他的重慶住處，告訴我潘漢年託人叫我去香港，他問我已經知道了沒有。那天恰巧遇到空襲，我們到他附近的七星巖下一個天然的山洞中躲避。我們都大誇這個山洞是避空襲的好去處。但是，第二天日寇的炸彈炸中了洞口附近的一堆汽油筒，洞中百餘人無一生還。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由香港經重慶返緬甸時，潘漢年叫我先找孫。重慶正下著毛毛細雨，道路泥濘。夜幕降臨後，他帶我到曾家巖周公館。在擠公共汽車時，他從車門上摔下來，渾身泥濘，使我心中惴惴不安。

日寇南侵，我和一些朋友撤回昆明、重慶。“二流堂”名稱的玩笑傳到他耳裡時，他特地來勸我：“在此時此地，在國民黨統治下，以至將來形勢變遷，這種玩笑都是不宜渲染的。”

抗戰勝利，那位山東時代的學生藍蘋　（現在叫江青），來到重慶，孫師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張照片，——是她和丈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