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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禁絕，版與書盡行銷燬，違禁刻印者，革職；買看者，罰俸一年。3．《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卷二百六十三：《水滸》、《西廂》等小說，俱著查核嚴禁，將原版銷燬。4．乾隆十九年，《江西按察使衙門定例》：《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金聖嘆妄加讚美，市井無賴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敕下督撫學政，將《水滸》一書名體嚴禁。5．《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咸豐元年，湖南教匪充斥，該匪有《性命圭旨》、《水滸傳》兩書，蠱惑愚民，著該督撫嚴行查禁，將書版盡行銷燬。6．《江蘇按察使條約》：如有將《水滸》、《金瓶梅》、《來福山歌》等在園演唱者，立將班頭並開戲園之人，嚴拿治罪。7．《江蘇省例藩政》：《水滸》等書，借放縱為任俠，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若不嚴行禁燬，流毒伊于胡底。

（二）新中國成立以後，“無產階級文學評論家”們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把水滸一百單八將劃到了“農民起義”的範疇中去，給他們塗上了“革命”的色彩，成了正面人物。①不但全面解禁，而且描寫李逵、武松、魯智深的一些篇章，還被選進了中學的語文課本里。甚至還有人把《水滸傳》吹捧成“農民革命的史詩”，是“農民起義的教科書”。建國後的十七年中，這樣的論點，佔據了各種講壇和書刊媒體，成了不許碰撞的“禁區”：誰敢說《水滸傳》不好，就要受到批判。

①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水滸傳》，在“出版說明”中就明確指出“《水滸》是我國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古典小說”。

（三）1975年8月23日，“文化大革命”後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根據毛澤東的主要觀點，寫出了一篇評《水滸》的文章《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給《水滸傳》下了這樣的結論：“一部《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後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麼‘農民革命的史詩’，也不是什麼‘農民起義的教科書’，而是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水滸》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處就在於可以使人民知道什麼是投降派。”　8月28日，《紅旗》雜誌登出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　30日，《光明日報》發表梁效的《魯迅評〈水滸〉評得好》①；9月1　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短評，並發表竺方明的《評〈水滸〉》；9月4日，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5　日，發表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文章《投降主義路線的讚歌》。——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按照江青的指示，在文章中說，宋江“上山之後，他卻處處排擠晁蓋，擴大自己的勢力。每當有重大軍事行動時，他總是假惺惺地說什麼‘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輕動’，實際上是架空晁蓋。到後來，連口頭上的謙讓之詞也沒有了，像分派山寨各種任務這樣的大事，也由他擅自決定。”

①　其實這是一篇實用主義的文章，對魯迅的文章斷章取義。其實魯迅對《水滸傳》發表過許多精闢的意見，其中還不止一次談到對李逵的看法。他在《流氓的變遷》一文裡說：“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序言》一文中明確表示對“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很“憎惡”。“憎”是痛恨，“惡”是厭惡，也就是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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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滸傳》是一部奇書（3）

北京此說一出，上海立即呼應。《文匯報》以選評方式，對《水滸》的第六十回晁蓋不聽宋江苦諫，要親自打曾頭市一段情節這樣評說：“宋江這樣做，並非尊重晁蓋，甘受勞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蓋，架空晁蓋竊取實權。宋江用兩面派手法奪取革命隊伍中的領導權，今天的修正主義者也是這樣做的。”——他們的目的，是要挑撥周恩來、鄧小平和毛澤東的關係，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主席，奪取領導權。

就這樣，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由文藝評論變成了###，一場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開始發動起來。並從而發動過一場全民評《水滸》、批宋江的鬧劇：凡是工農兵，不論年齡大小，也不問是不是看過《水滸傳》，一律要求“拿起筆來做刀槍”，“把投降派批倒批臭”。四十歲以上的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在全國造成了很大影響。直到八十年代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播出，還有人反對它得獎，原因就是指責它“是非不明”，歌頌了為非作歹的壞人，有負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