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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社會的未來，的確是很危險的。

公務人員的素質，通常不可能透過當了“公務人員”之後，在公務工作中來自然提高。所以，關鍵就在於公務人員的選拔。也就是說：要把高素質的人，選拔為公務人員，而不是期待低素質的公務人員提高素質。這也是次序問題。因此，公務人員的選拔制度和選拔機制，就成了問題的關鍵。

透過制度，選拔高素質人才，使之成為各級官員以及普通公務人員。從古到今，可能都是和平時期（而不是戰爭或動盪年代）的盛世、治世和政治清明時期中人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之一。兩漢至兩晉南北朝，選拔幹部是推薦制度，薦舉徵辟，把前任高階幹部信任或欣賞的人才，提拔到高階領導崗位。隋唐以後，叫做科舉制，用考試成績來選拔幹部，使得人們無論出身如何，都能夠透過“苦讀”來提高自己的素質，再透過不同級別的考試成績，成為“公務人員”，進而成為“高階公務人員”（官員）。

透過嚴格的、甚至科學的選拔制度，是否就能夠保證“公務人員隊伍”均由高素質人員組成呢？還是不一定。因為，公職人員在公務工作中有可能蛻變墮落。為防止這種情況，在古代縣一級的負責幹部，就是經常要輪換調動，避免其與當地豪紳結黨營私。唐代著名宰相狄仁傑，到中央工作之前，就曾在好幾個縣裡當過縣長。而在調動工作時，也不能帶上一批自己熟悉的幹部一起調動，因為調動正是要防止拉幫結派。古代官員能否攜帶家屬和老婆，也是有規定的，以防“告枕頭狀”和“拉裙帶風”。在古代，縣一級的政府機關相當大，常有數百上千名“公務人員”，甚至更多。與中央（朝廷）一樣，也分縣尉和縣宰等不同部門，處理大量民事問題。事情並不像京戲上那樣，只有一個縣太爺吆三喝四。所以，“公務工作”從古到今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古代，除了動亂的年代，除了昏庸的皇帝，通常皇帝是要將政權交給他的大兒子的。所以，皇帝從主觀上講，一般也並不希望貪官汙吏橫行，以至官逼民反，天下大亂，他的位子也就坐不穩了。皇權和政權雖是一體，但皇帝和政府大員們之間，仍有相互“制約”的關係。皇帝面前有諫議制度和諫議大夫（雖然貪圖享樂的皇帝常常“諫”不住），而大臣和官吏們面前又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可能正是這樣一個基本原因，使得中國古代皇權制度穩定延續了兩千多年。但是，儘管皇帝也可能會懲治貪官，但非人道的、不給人民以“尊嚴與自由”的皇權制度，仍然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

在中國古代的皇權時期，公務工作儘管是低效率的，很多地方甚至是殘暴的、草菅人命的，但面對全社會的“公務”工作本身，仍是不可少的。例如，由於天氣的自然變化的規律，在農業上大致上會出現3年豐產、3年平產、3年減產，約10年一個週期。在中國古代農業技術條件下，這是很難改變的。中國是個以“農業為本”的社會，因此豐年時多收了三五斗就會出現“穀賤傷農”，而歉年時由於糧商高抬糧價，農民活不下去，便可能發生搶糧、吃大戶、或鋌而走險。為了防止因私商賤買貴賣而引起的社會動盪，許多朝代設立“常平倉”，國家在豐年時平價購買糧食，歉年時平價出賣糧食，好像蓄水池，使社會避免動亂，這就是公務工作的作用。另如，民間常難以避免發生各種糾紛，會發生各種械鬥或私刑，進而引起大規模騷動，影響社會安定，此時只有公務機關和公務人員進行管理、調停或賞罰，才能夠制止各方的暴力行動，使社會重新歸於安定。如果沒有公務機關，如果沒有有效的公務工作，那麼全社會肯定會亂成一團，強者為王，流血不止，失去正常的社會生活。

所以，在任何歷史時代，公務工作必不可少。這也是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之一。

鑑於歷史的教訓，我們當前的“政府改革”應當注意些什麼？我認為，主要要考慮兩個方面：

1、如何建立“選拔”素質的優秀公務人員的機制。

2、如何健全公務機關的各種公務“職能”。

在西方國家，有專門培養公務人員的地方。例如，日本就有專門的“官僚學校”，經過專業的“公務意識”和“公務技能”的訓練，這些具備了“公務素質”的畢業生將走進國家的各個公務機關任職。如前所述，機構和人數，都不是最關鍵性的，公務人員的素質才是最關鍵的。這些“官僚學校”的畢業生，是將“公務”作為職業的。作為職業公務人員，不犯錯誤，沒有醜聞，那麼他們在國家機關（例如通產省）中的工作就是穩定的。他們將依工作成績而獲得升遷機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