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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種族平權”的失敗之處，應該成為經濟平權的前車之鑑。�所謂“文化障礙”，用一種最有偏見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許多人根本不是“讀書的料”，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讀好書。他們進大學是出於無奈，而非個人志趣。這當然不是說勞工階層的子弟一定就不是讀書的料，相反，美國的歷史一再證明，美國的勞工階層的子弟屢屢冒出優異之士。但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勞工階層有深刻的反智主義傳統，許多人就是在“讀書無用論”的文化中長大的。如今社會轉型，再不喜歡讀書的人也覺得不上大學不行。這卻不能說明他們所承載的反智主義文化有所改變。是這種文化，導致他們進了大學白白浪費青春和金錢。�

在大學中掙扎的勞工子弟（2）

我在《直話直說的政治》和《右翼帝國的生成》兩書中，都反覆談到美國有強烈的反智主義傳統。從殖民地時代到南北戰爭後，大學教育主要是培養上流社會子弟的品行，不涉實務。等19世紀後半期工業化和城市化突飛猛進，年輕人紛紛投身實業淘金，上大學一度為人所不齒。1863年，後來成為美國心理學奠基人的G·斯坦利哈爾（G。　StanleyHall）作為一個鄉村的孩子被WilliamsCollege錄取，他的第一個本能就是向同伴隱瞞事實。可是等農場裡的孩子發現真相後，他還是被無情地戲弄和嘲笑了一番。�進入20世紀，美國的大學確立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勞工階層對之還是敬而遠之。後來經過“新政”、“二戰”，美國勞工階層有了各種保障。在1950年代，美國是世界工廠，製造業十分繁榮。工人的日子過得穩當。高中一畢業，就進工廠、結婚生子。一個人工作養活一家，買車買房，一輩子用不著離開故鄉的小鎮，乾的是粗活，過的是中產階級的日子。大家在政治上也都一心一意跟著民主黨走。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競逐白宮的大選日，一直到吃完午飯的時候，尼克松還在領先。等下午勞工階層一下了班開始投票，局面就翻過來，因為勞工階層就是民主黨的社會基礎。在總統政治中，民主黨的優勢一直維持到1968年尼克松上臺。即使是尼克松上臺後，對勞工階層也不敢得罪。�但是19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迅速轉型，製造業紛紛輸出國外，高科技和服務業成為經濟的主動力。傳統制造業的勞工，眼看就要變成“瀕臨絕種的動物”。在總統大選時，工會支援的候選人屢戰屢敗。勞工的日子再也過不穩當了。《紐約時報》報道的一個故事最說明問題。麥克萊倫本來是一個醫生的兒子，但中學畢業，不想再讀書，決定到家鄉的工廠做事。他父親對此還很支援。首先他不是讀書的料，常常拿C；其次，那個時代當工人比讀書能夠更快地升入中產階級。他22歲當了工頭，28歲當了主管，32歲進入管理層，不到40歲時，年收入達到10萬美元，住的是帶游泳池的房子，開的是新車，妻子從來用不著工作。相比之下，高中畢業再讀十幾年，拿了博士的幸運者在大學裡獲得教職，混到快40，常常還沒有當上正教授，一年掙不到他的一半。也怪不得人家要嘲笑知識分子是愚腐無用的“雞蛋腦袋”呢。可是如今，工廠關門，而且再也不會開張。沒有大學文憑，什麼工作也別想找得到。風光一時的麥克萊倫只能靠儲蓄過日子，坐吃山空，惶惶不可終日。他兒子一看不妙，馬上決定無論如何要上大學。�問題是，在這樣舒服的勞工階層長大的孩子，從小受反智主義的影響，除非特異之士，很難產生出對學術的興趣。如今眼看著父輩失去了昔日的樂園，自己不得已進了大學，以為鍍四年金，以後就有出路了。對他們來說，上大學就像買房子分期付款一樣，似乎只要按時繳學費，最後就會拿張文憑。我給學生講課，從世界的香料貿易、蔗糖貿易、奴隸貿易，一直講到棉花貿易、石油貿易，分析這些貿易如何塑造了從前近代到近代社會的轉型，如何影響大國的興衰。學生們雖然大多數是學財經方面的專業，但聽到這些竟然笑起來，一臉滑稽表情。他們一定覺得我這個“雞蛋腦袋”裡全是些怪念頭：香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花這麼多錢，耽誤了打工的時間，坐在這裡就是來聽這樣的奇談怪論嗎？我講蒙古帝國對世界貿易的影響時，乾脆被學生打斷：“你在講什麼？為什麼要談蒙古？我這輩子就沒有聽說過這個詞。”

這就是勞工階層反智主義文化的典型表現。父輩的言傳身教告訴他們：你只需要關心你眼前看得見的東西。其他那些虛無飄渺事情不用操心，否則就不正常，就是“有病”。在這種文化中長大的孩子，不僅不習慣抽象思維，而且覺得抽象思維是荒唐事：這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