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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編劉衛國，男，1970年出生於湖北省荊門市。1988年至1992年就讀於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獲法學學士學位。1992年至1995年就讀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2000年起任教於中山大學中文系，2005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學術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在各種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多篇，出版有著作《文人心靈的歷史回聲》（與人合著，第一作者，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人道主義文學思潮研究》即將出版。

副主編周松芳，男，１９６９年生，湖南人。中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導師為著名學者黃天驥教授。學位論文《劉基研究》被答辯主席、南京師大大特聘教授鍾振振先生譽為他“近20年看過的一百多部博士論文中第一流的論文”。目前，該論文已高票入選廣東優秀社科基金嶺南博士文庫，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來研究嶺南文化，在多家報刊開設專欄，發表各類文章百餘篇，編輯出版《名家評說〈白門柳〉》，為《廣東電視劇精品整合》（八卷本）特邀文字撰稿人。現為廣東文藝批評家協會會員。

副主編於愛成，筆名於今，1970年10月生於中國山東，副研究員，副編審，民俗學博士，文化學者。先後任職於廣東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深圳特區報社、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現任深圳市作家協會秘書長。著有《狂歡季節》、《文學的文化闡釋》、《從流行音樂看中國》（韓文版）等專著。榮獲魯迅文藝獎等多個獎項。

第一章 潛伏的爭議結（1）

在中國，也許很難再找到一個地方，像廣東這樣充滿爭議。不僅普羅大眾意見紛紜，就是經典大家也看法各異。這些意見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已經形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爭議結。

孫中山指出，“吾粵之所以為全國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進取心之堅強；不在物質之進步，而在人民愛國心之勇猛”。蘇曼殊卻批評“廣東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質”。潘光旦表示“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發有為”，魯迅卻擔心“革命的後方便成為懶人享福的地方”。林語堂發現“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胡適卻感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陳寅恪預言“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鍾敬文卻埋怨“為什麼偏偏生長在這文化落後、蠻僚舊邦的嶺南呢”。梁啟超讚美“中國人中最具美質者，唯廣東人為最”，陳公博卻揭露“廣東的空氣，充滿嫖賭及勢利發財的空氣”。

這些爭議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但似乎離今天又並不遙遠。從“歷史”中，我們似乎讀到了“現在”。廣東人確實是“奮發有為”的，廣東在20世紀末打造出中國的經濟奇蹟，但是，“小富即安”的心理滿足、靠租賃度日的興旺發達、遍佈城鄉的“二世祖”現象；習慣於坐地經商、血緣經商，疏離實業和團隊的狹隘務實觀念；偏好於眼前發展，鄙薄務虛和長遠考慮的日常性短視思維，是否也潛伏著魯迅所擔心的“懶人享福”的危機？“廣東言西學最早”，廣東的學術思想在19世紀曾經走在全國前列，但是進入20世紀後，廣東似乎跟不上新文化的步伐。胡適的感慨並非無的放矢。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一代大儒陳寅恪曾經在廣東身上寄予成為全國學術中心的殷切期望，但是，這一願景似乎至今沒有實現。廣東能否擔起這一期望？廣東應該怎樣建設自己的學術文化？廣東曾經得時代風氣之先，但是，廣東似乎又有點像“穿堂風”，這風最後都吹向了別的地方，難道廣東文化的功效，真的像餘秋雨所形容的“早茶和花市”一樣，只滿足日常性和季節性的消耗？

不信青史盡成灰，這些話題的反思、探究、延伸，難道在今天沒有鮮活的、補偏救弊的當代意義嗎？

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龍應臺

龍應臺，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於臺灣高雄，1974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曾在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任教。她的《野火集》、《龍應臺評小說》等著作曾多次再版，被余光中稱之為“龍捲風”。近年來她又接連推出了《人在歐洲》、《百年思索》等作品，深受讀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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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