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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電影製片人，銀行家。當我問她過去與作家們有什麼聯絡時，她總是含糊其辭。當代文學界的人士似乎對她也不怎麼感興趣。除非當她想出一個好句子，想嘲笑他們。有時，我試圖喚起她的回憶：“喬治　·　巴塔耶1呢？”

“對，那是個朋友。我不像他那樣喜歡薩德2。但《被咒部分》是部重要的書。”

“但巴塔耶的小說，讀來不能不發抖。”

“啊，使你發抖了。《母親》也許……”

她沒有再說下去。她喜歡談論普通人。對於思想家和作家，她常會暴露自己的秘密，或充滿敵意。她不願意跟任何人平起平坐。大名人，是她。為什麼還要提別人。

她知道自己是大名人，遠在寫作使她家喻戶曉的《情人》之前。用她自己的術語來說，是“世界性作家”（她反對用“國際性”這個詞，認為太濫了，太普通了）。

1981年，我們一起去羅馬。她被邀去梅迪希別墅。到了以後，她拒絕住在那裡：“一個用來創作的地方，使人想逃。”她讓人安排住在酒店裡。儘管如此，讓　·　萊馬裡，梅迪希別墅的經理還是與別墅的原經理、畫家巴爾蒂斯為她組織了一場晚宴。宴會期間，話題跳到了巴爾蒂斯厭惡的蓬皮杜中心上。對他來說，蓬皮杜中心是一種異端：藝術應該因個性而流行。讓它能被眾人接受，那是一種荒謬的墮落。蓬皮杜中心是個舊貨集市。

對瑪格麗特來說，蓬皮杜中心妙不可言：人們可以成群進去，就像進教堂一樣，裡面有給人以啟示的東西和三王來朝。總之，人民接受這種藝術。

談話變成了爭吵。在場的老巴爾蒂斯年輕的日本太太、讓　·　萊馬裡、一個朋友、我的金髮小女孩卡羅利娜、瑪格麗特的兒子烏塔，大家都不說話，不敢介入。任何意見都會引起對方的攻擊。

飯後，大家平靜下來，開始休息，但瑪格麗特馬上表示要走。咖啡一吞下，我們就不禮貌地成群走了，孤零零地留下有點精神失常的讓　·　萊馬裡和巴爾蒂斯夫婦。

在大街上，瑪格麗特哈哈大笑：

“得快走，否則巴爾蒂斯也要離開了。”

“那又怎麼樣？”

“明星總是第一個離開的。”

那次羅馬之行，瑪格麗特風趣幽默。她盡情地傲對他人、嘲笑別人。但按照我們追溯的時間，還沒有輪到講述這趟旅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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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六）（1）

70年代初，冬天的一個夜晚，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拐角遇到了瑪格麗特。對她來說，那已經走得夠遠了。她很少離開聖伯努瓦大街。我差點認不出她來。那天晚上，她不再像一個小女孩，而更像一個女乞丐，像一個在城裡迷了路的鄉下女人。她疲憊不堪，挎著一個古怪的草編提包。我從來沒有見她提過什麼東西，哪怕是一隻手袋。她把草編提包拉開一點，讓我看見一團亂七八糟的紙張。也許是草稿，一份手稿……她說：

“裡面的東西，誰也不放在眼裡。”

她用了粗俗的詞，而不是常用的詞彙。一切都使她厭煩，蓬皮杜，比比皆是的蠢事，她本人。她一再說感到很厭煩。她想象不到人可以如此厭煩。她說得很小聲，幾乎聽不見，好像我們被特務盯梢似的。我尋思她是不是喝醉了，但她的滿臉愁容又表明並不是這樣。我覺得她無精打采。她說年輕人崇拜她，烏塔的夥伴們欣賞她最新的兩部小說：《阿巴恩 沙巴納 戴維》和《愛情》，說著，她的心安定了一些。評論界的沉默使她感到痛苦。這兩本相繼出版的書都沒有受到歡迎。甚至沒有《廣島之戀》出版後所受到的嘲笑和《勞爾　·　V　·　斯泰因的迷狂》出版後所受到的抨擊。她說她討厭孤獨，討厭與她的母雞一道生活，討厭諾弗勒。

她的眼鏡反射著店鋪的燈光。我不相信她哭了，要麼是寒冷凍傷了她的眼睛。我們不能耽擱。我沒想到建議她去咖啡館喝上一杯咖啡或摻熱糖水的烈酒。我也跟她一樣覺得不知所措。每當人們誇讚她有點過分或笑她笑得有點離譜時，我便想起那個草編提包、眼鏡上的反光和降臨在王子先生大街的夜幕。

我想讓她振作起來，但那天晚上，我的哀傷更加重了她的哀傷。我們漂亮的朋友伊萊娜，阿蘭　·　卡瓦利埃的妻子剛剛在汽車中自殺。70年代開年不利，我們要“改變生活”的衝動艱難地冷了下來。

我們一心要改變我們的生活。瑪格麗特不是一個甘心失敗的人。她在尋找新的鬥爭。女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