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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進諫是他們傳統的攻擊策略。而這種辦法需要有極好的外部條件才有可能奏效，一是作為元首的皇帝確實明察秋毫，二是朝野之間利於己方的輿論要足夠強大。但事實上在天啟年間，這兩個條件都很難具備。首先，作為皇帝的朱由校基本是一個木匠，頭腦再靈活他也不會用到問政上。其次，在當時的朝廷之中，魏忠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實力，想要發起一邊倒式的輿論狂潮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此時聖旨的傳達要經過魏忠賢所領導的司禮監，因此這聖旨到底是誰的意思已經很難說清。由此看東林黨人死抱著上疏這一招不放，確實是有些迂腐和幼稚，其經常性的失敗也在所難免。除此之外，東林黨人的幼稚病還體現在他們面對失敗時的態度上。往往只要努力泡湯，他們就會採取辭職的手段來發洩心中的不滿，如之前所述的吏部尚書孫慎行和若干年後的一代大儒劉宗周。這種孩子式的意氣於事無補不說，還會引起皇帝的不滿，進而造成更大的損失。特別是此時他們還要面對魏忠賢這樣的超級對手，辭職抗議簡直就是在幫魏忠賢清除異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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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奈何江山唱晚（13）

除了以上兩點之外，東林黨在團結朝野力量這點上也做得很不夠。作為有著很高道德標準的一群文化精英，東林黨人對一切他們認為人品不端的官員統統嗤之以鼻、肆意攻擊。這種做法在政治鬥爭中是非常愚蠢的。首先在當時的明朝官場中，大多數官員都很難用好壞、清廉來形容，甚至後來頗具聲譽的東林鉅子錢謙益罷官之後，在老家也是大屋良田、逍遙快活。在這種官場風氣下，東林黨人以一種極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別人，這無疑是等同於給自己戴了一副有色眼鏡。因為畢竟對於很多官員來說，雖然他們有些汙點，但骨子裡卻未必是大奸大惡之徒，這些人影響好了就是治國能臣，影響壞了，也就成了誤國的奸佞，善惡之於他們往往就在一線之間。如果東林黨人能夠靈活面對的話，那麼這一批人是可以全力爭取的力量。但事實卻絕非如此，東林黨人對這些官員的態度完全可以用拒人千里來形容，而這種做法的結局就是把越來越多的中間力量推到了魏忠賢的懷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壯大了魏在朝野間的勢力。

例如天啟三年，被魏忠賢提拔入閣的魏廣微，雖然所投非人，算是有了汙點，但一開始卻也不是死心塌地地跟著魏忠賢，內心之中仍然希望和東林黨人保持良性的關係，因此在入閣之後，他曾數次主動與東林黨人接洽。可惜的是東林黨人對這個完全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內閣成員毫不在意，一眼看到死，不光拒絕與之接觸還大造聲勢，侮辱魏廣微。而與之相對的魏忠賢卻表現出了寬大的“胸懷”，不光沒有追究魏廣微結交東林黨人的過錯，反而溫勉有加，於是此消彼長，魏廣微自然成了魏黨的鐵桿。

而回顧東林黨與魏忠賢的鬥爭過程，分析他們各自採取的不同做法，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在鬥爭的過程中，東林黨人過於理想化的內心世界是他們逐漸落於下風的根本原因。自始至終他們都不能很好地調動自己的資源、靈活地對待政治分歧，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副作用，把主動權白白地讓給了魏忠賢。

（三）把黑手黨做大做強

在對手的步步緊逼下，東林黨人的聲勢漸弱。而魏忠賢則得寸進尺，迅速而有效地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天啟二年三月，魏忠賢開始在宮中將一部分太監武裝起來，並裝備了當時最為先進的火器。等到天啟三年，魏忠賢在宮中的這支太監軍隊竟然達到了九千多人。

天啟三年十二月，魏忠賢又獲得了對“特務”機構東廠的統轄權，緊接著他又把自己的親信田爾耕扶上了“秘密警察”機構錦衣衛都指揮使的寶座。對廠衛特務系統建立直接的控制，標誌著魏忠賢徹底掌握了以前只屬於皇帝的最高司法權以及對全國官員龐大的監視網路。至此，除了木匠元首朱由校之外，天下一切臣民的言行，都在魏忠賢的控制之中，他可以隨意地編織罪名，並透過特務組織不留痕跡地予以消除，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態勢正式形成，魏忠賢的政治黑手黨已然具備了監控天下的能力。

面對魏忠賢的迅速擴張，東林黨人心中非常清楚，一場最為殘酷的肉搏戰就要開始了。因為在此刻，他們與魏忠賢除了攤牌決戰別無選擇。

經過短暫的準備，東林黨人吹響了大舉進攻的號角。御史李應升、給事中霍守典、御史劉廷佐，先後上疏彈劾魏忠賢。

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東林猛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