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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親迷惑地離開了堂兄的住所。外面，豔陽高照，空氣中瀰漫著灰塵，她沒有坐計程車回家，開始漫無目的地走著。她走到一個富裕的鄰近住宅區，在那裡，那些帶著高高鐵門的超大的房子裡，住著的都是外交官或者將軍。她看見一個赤腳的婦人，披著一條破爛的圍巾，慢慢走進一個開著的大門裡，走上一條車道。在車道上，一群人正在清洗一排車，都是梅賽德斯—賓士和路虎。其中一個人喝斥著婦人，讓她離開，但是婦人站著不動，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她的臉上滿是憂愁。最後，另一個人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把硬幣，丟到路上。婦人飛快地追趕硬幣，不斷地反覆檢查路面，把硬幣攏到胸前。

“權力。”　這個詞就像詛咒一樣烙在我母親的心上。在美國，權力在表面上仍然是隱藏著的，除非你深入地挖掘；除非你拜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或者和一個信任你的黑人交談，你才能感覺到。但是在這裡，權力是毫不掩飾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它赤裸裸地存在著，一直活生生地存在於記憶中。權力已經把羅羅帶走了，把他拽進了他以為已經逃脫的世界裡，讓他覺察到它的分量，讓他明白他的生命不僅僅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事實；你無法改變，你只能在規則下生活，一旦你明白了就是這麼簡單。羅羅已經可以和權力和平共處了，懂得了遺忘的智慧；就像他的妹夫那樣，在一個國有石油公司當高管，賺取了幾百萬；就像另一個兄弟曾試過的那樣，只是他失策了，現在淪落到不論什麼時候過來拜訪，總會偷走幾件銀器，然後把它們賣掉去換一些散煙。　。。

我父親的夢想：奧巴馬回憶錄　第二章（11）

她記得，曾經有一次她無休止的問題終於讓羅羅生氣時，他告訴她的話。“內疚是一種只有外國人才能擁有的奢侈，”他說道，“它就像隨意地說出你腦中突然出現的想法。”她不知道失去一切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不知道醒來後她感覺胃部很疼痛是什麼感覺。她不知道通往安全的道路會是多麼擁擠險惡。稍不留神，人們就容易跌倒、後退。

當然，他是對的。她是一個外國人、中產階級和一個白人，不管她是否願意接受，她都被她的遺傳所保護著。如果事情變得一團糟，那麼她隨時可以離開。這種可能性抹煞了她可能對羅羅說出的一切；這是他們之間牢不可破的障礙。現在，她看著窗外，看到羅羅和我已經在繼續打拳了，在我們站立的地方，草地被踩平了。這個景象讓她輕微地發抖，她站起來，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疼痛。

權力正在帶走她的兒子。

回顧以往，我不敢保證那幾年羅羅是否完全瞭解我母親的經歷和感受，為什麼他努力工作為她所提供的一切，僅僅只是增加他們之間的距離。他不是那種會自我反省這些問題的人。相反地，他全神貫注於自己的事情，在我們住在印尼的那段時期，他不斷往上高升。藉助他妹夫的幫助，他在一家與政府有關聯的美國石油公司謀得了一份工作。我們搬到了位於更高檔的鄰近住宅區的一所房子裡；汽車取代了摩托車，電視機和收音機取代了鱷魚和猿猴塔塔；羅羅能夠在公司俱樂部裡請我們吃飯了。有時我會聽到他和我母親在房間裡爭吵，原因經常是由於我母親拒絕去參加他公司的晚宴，在那些晚宴上，來自得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國商人會拍著羅羅的背，吹噓他們成功地用賄賂取得的新的海面開採權，而他們的妻子會向我母親抱怨印尼用人。他會問她，如果他單獨前往，其他人會怎麼想，提醒她，那些人是她自己國家的人，然後我母親會近乎尖叫起來。

他們“不是”我的同胞。

然而這樣的爭吵並不頻繁；在我妹妹瑪雅出生後，在他們分離後直至最終的離婚，直到我最後一次見到羅羅的十年之後，母親幫他到洛杉磯治療肝病，那種肝病原本會在他五十一歲時就奪走他的生命，母親和羅羅之間始終保持著真誠友好的關係。我經歷到的緊張氣氛，大部分與我母親對我態度的逐漸變化有關。她本來一直鼓勵我儘快適應印度尼西亞：這使我相對自立，在緊張的財務預算下沒有太高的要求，相對於其他的美國小孩顯得特別有禮貌。她教育我蔑視在國外的美國人身上經常流露出來的無知、傲慢和自大。但是現在她已經明白了，就像羅羅早就知道的那些，一個美國人的生活機會和一個印度尼西亞人的生活機會是截然不同的。她清楚，她想要讓她的孩子站在哪一邊。我是一個美國人，她決定了，我真實的生活並不在這裡。

我父親的夢想：奧巴馬回憶錄　第二章（12）

她最初的努力集中在對我的教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