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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聽到他們戰死了，還有一切都沒有了的訊息，荷蘭人的軍隊放火燒了房子，他們的飛機在鄉間的上空呼嘯，他的母親曾經為了換取食物把她的金首飾都賣了。事情會起變化的，因為荷蘭人已經被趕跑了，羅羅告訴她；他會回到家鄉，進入大學教書，成為那種變化中的一部分。

他不再像以前那樣談天了。事實上，他似乎很少和她說話，只有在必要的時候，甚至只有當手頭有事的時候，得修補漏洞或者準備一趟拜訪住得遠的表親的旅行。好像他被拉進了一個隱藏的黑暗中，遙不可及，把他最明朗的部分帶走了。某些夜晚，她聽見他在大家都睡著後起床，手裡拿著一瓶進口威士忌在房子裡走來走去，獨自舔舐著內心的秘密。還有一些夜晚，他會在睡前藏一把手槍在枕頭下。不管什麼時候，她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總是溫和地回拒她，說他只是太疲勞了。好像他變得有些不信任話語了。話語，有感情的話語不見了。

她懷疑這些問題跟羅羅的工作有關。她剛到印尼的時候，他在軍隊裡當地質學者，勘查道路和隧道。那是一個枯燥的工作，並且報酬不多；僅僅是買一個冰箱就花了兩個月的工資。而且現在還要養一個妻子和小孩……難怪他消沉了。她不遠萬里過來不是要成為一個負擔的，她決定，她要拿出自己的力量。

她很快就謀到了一份差事，在美國大使館裡教印尼商人英文，這是美國對發展中國家援助計劃的一部分。錢使得家庭經濟有了起色，但是沒有趕走她的孤獨。那些印尼商人對英語的優美並不感興趣，有些甚至不聽她的課。那些美國人幾乎都是一些年紀較大的男人，有些是國務院的野心家，那些經常神秘消失數月的臨時經濟學家和新聞記者，他們跟使館的關係或者在使館的作用從來都不明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是醜陋的美國人的滑稽代表，喜歡開關於印尼人的玩笑，直到有一天他們發現她和一個印尼人結婚了，然後他們會試著澄清——不要太在意吉姆的話，他熱昏頭了。對了，你兒子好嗎，那個可愛的，非常可愛的男孩。

這些人瞭解這個國家，即使只是不全面的瞭解，比如說埋葬屍骨的墓室。午飯後或者隨意聊天時，他們會跟她說一些她無法從公開的新聞報道上知道的事情。他們告訴她，美國政府已經為共產主義在印度###盛行而煩惱不已了，而蘇加諾卻如何使得美國政府的神經進一步緊張，還有他的民族主義之巧言令色以及他的不結盟政策——他就像盧蒙巴或者納賽爾一樣討厭，只能是更令人討厭，這讓印度尼西亞有了戰略重要性。即使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但據說美國中央情報局介入了政變。更確切的事實是，政變後，軍隊掃遍鄉村，搜尋假想的共產黨的支持者。死亡人數只能靠猜測：有可能是幾十萬，或者五十萬。即使是使館裡最聰明的人也統計不出。

我父親的夢想：奧巴馬回憶錄　第二章（10）

透過旁敲側擊地悄悄談論，她發現，即使在現代，這個國家仍然存在殘酷而又迅捷的鎮壓運動，而這種鎮壓過了不到一年，我們就來到雅加達了。這種想法使她感到驚恐，歷史能夠如此毫無保留地被吞沒，富饒肥沃的土地能夠一滴不剩地吸收那曾經流遍街道的血河；人們能夠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在新總統的大肆宣傳下繼續生活，這是一個忙於發展的國家。隨著她印尼朋友圈的擴寬，有些朋友會願意同她說其他的故事——遍及政府機構的腐敗現象，政府在警察和軍隊衝擊下的搖搖欲墜，所有的行業都在為總統的家族及其隨從服務。每聽到一個新的故事，她都會自己跑去跟羅羅求證：“這是真的嗎？”

他從不會回答。她問得越多，他就越堅持他那和善的沉默。“為什麼你要為這些談資擔心呢？”他問她，“為什麼你不為參加晚宴買件新衣服呢？”最後，她向羅羅的一個堂兄抱怨，這位堂兄是個兒科醫師，他在戰時曾幫忙照看羅羅。

“你不會明白的。”堂兄溫和地告訴她。

“明白什麼？”

“羅羅回來後的環境啊。你知道的，他並沒有計劃從夏威夷那麼早回來。在肅清期間，所有在海外學習的學生沒有得到任何解釋地統統被召集回來了，他們的護照作廢了。當羅羅走下飛機時，他根本不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不能見他；軍隊的官員把他帶走了，對他進行盤問。他們告訴他，他被徵入伍了，並且得去新幾內亞的叢林裡一年。他算是其中幸運的一位。那些在東歐前共產國家裡學習的學生情況更糟。許多人仍然被監禁著，或者失蹤了。

“你不要對羅羅太苛刻了，”堂兄又重複說道，“這樣的時代最好被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