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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說不出的美麗，一雙浸溼的沉重的金色辮子搭在兩邊，慘白的唇上掛著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個老婆婆對我說：“你不要看她，親愛的，不要看。因為這是那種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別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那比死還強的無限的女人的愛。在那以前，我只是在書本上看到過，但不大相信會有這樣的愛情。不知為什麼，當時我以為這種愛情大都註定落在俄羅斯女人身上。

出殯的時候有很多人。柯利亞遠遠地跟在後面——他怕安菲莎家裡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開，拐進一條小巷裡不見了。

我的心靈整個為這件事擾亂了，簡直一行也寫不下去。只好從城郊搬到城裡去，不過，說城裡，莫如說是車站，搬到鐵路上的醫生瑪利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溼的陰暗的小屋裡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裡花園走過。在露天電影院旁邊，有四十來個小孩子坐在地上。彷彿在等著什麼，吵吵嚷嚷，好象一群麻雀。

從電影院裡出來一個頭發花白的人，把電影票分給孩子們，然後，這些孩子便擠著罵著擁進了電影院去。

這個頭髮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輕，看上去不到四十歲。他善良地眯縫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揮揮手走了。

我決意要問問這些孩子，這個奇怪的人是誰。我走進電影院去看了一個半鐘頭舊片子紅色小鬼，聽著這些孩子打哨、跺腳、歡呼、驚叫和哼哧。

散場的時候，我和小孩子們一齊出來，我就問他們那個頭髮花白的人是誰，為什麼給他們買電影票。

立刻在我周圍集聚了一個大喊大叫的孩子大會，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來這個頭髮花白的人是鐵路醫生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腦振盪”。蘇維埃政府給他數目很大的撫卹金。什麼原因卻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領撫卹金這一天，他把車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領他們去看電影。

小孩子們準確地知道哪一天發撫卹金。在這一天，他們一大早便擠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後，坐在車站前的小園子裡，裝著完全是偶然來到那裡的樣子。

這就是我從小孩子那裡能夠知道的一切。當然，還有一些與本題無關的細節。譬如，揚姆斯卡雅鎮的小孩子們也想混進來，但車站的小孩們無情地反擊他們。

我的女房東在安菲莎死後一直沒起床，總訴說她心裡不好受。有一次，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醫生來看她，於是我便和醫生認識了。她戴著夾鼻眼鏡，身材高大，是一個很果斷的女人。雖然上了年紀，但她仍然保持著女學生的外表。

從她那裡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個地質學家，有神經病，確實是由於他寫過在國內和在歐洲都有名的科學著作，領著個人撫卹金。

“您不要在這兒住下去啦。”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種不慣於提出反對意見的醫生的語調說。“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來，這個地方泥濘得很，連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環境也陰沉，能寫出什麼來！搬到我那兒去吧。我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一個弟弟和我，鐵路的宿舍裡有五個房間。我弟弟很懂事，他不會打攪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家裡去。這樣我就認識了地質學家華西里·德米德利耶維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後來的中篇小說卡拉布迦日海灣中的人物之一。

家裡的確寂靜得很，甚至有些死氣沉沉的。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終日在診療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擺牌陣解悶，而地質學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間。他從一清早起來，便把當天報紙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讀一遍，然後，很快地寫著什麼東西，差不多要寫到深夜，一天寫滿一厚本筆記。

偶爾從荒涼的車站上，送來幾聲那部唯一的調車機車的汽笛聲。

沙茨基一開始畏避我，後來熟了，便開始跟我攀談起來。在談話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質。從早起，當沙茨基還沒疲乏以前，他是一個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個有趣的談話的對手。他博學廣聞。但當稍微有一點疲乏的時候，便語無倫次了。這些譫語都是根據一種癲狂的思想的，而這種思想是按照嚴格的邏輯發展的。

瑪莉亞·德米德利葉夫娜把他的筆記拿給我看。這些筆記簿上密密層層地寫滿了單詞。沒有成句的話。差不多是這樣：“匈奴，德國，霍亨索倫，文明的毀滅”，“利夫內，狡猾，偽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