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1/4 頁)

玻璃門非常滑，所以一夜裡舊褥墊和我要一齊滑下來滾到地板上好幾次。

褥墊一動，我便立刻醒來，氣都不敢出，連手指都不敢動彈，愚蠢地希望褥墊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滾下去，我的巧計便破產了。

這一點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從海口到小噴泉都結了冰。猛烈的東北風把花岡巖的馬路颳得千乾淨淨。一次雪也沒落過，這此街上鋪滿了雪還要覺得冷。

試衣室裡有一隻白鐵的“小鐵爐”。沒有可燒的。而且要想用這麼一個可憐巴巴的小爐子烘暖三大間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鐵爐”上燒燒胡蘿蔔茶。這用幾張舊報紙就夠了。

用剩下的一個箱子當桌子。晚上在上面點一盞油燈。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東西都蓋在身上，就著油燈讀喬治·申格爾譯的何塞·馬利亞·艾萊狄亞的詩①。這些詩是在這饑饉的一年，在敖德薩出版的，我可以證明這些詩並沒有使我們的剛毅精神鬆懈。我們覺得自己象羅馬人一樣堅強，並且想起了申格爾本人的詩：“朋友們，我們是羅馬人。我們流盡鮮血……”

【①何塞·馬利亞·艾萊狄亞（1803—1839）：古巴傑出的詩人，革命的浪漫主義者。】

我們，當然，沒流盡鮮血，不過我們這些快樂的年輕人，有的時候，曾經感到非常寒冷和飢餓。但是誰也沒發過牢騷。

在樓下，在店面的一層，美術館展開了一種忙忙碌碌的有幾分形跡可疑的活動。為首的是以“招牌王”這個綽號馳名敖德薩的一位嘮嘮叨叨的老畫家。

美術館承製招牌、女帽、“假腳”（一種女鞋，古代的樸素風格為其製造特點：在木底上釘上幾條扁帶便完了！）和電影廣告（這些廣告是用油畫顏料畫在不平的膠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們的畫室很走運，接到一件給當時黑海唯一的輪船“伯斯特爾號”的所謂“船首裝飾”的工作，這艘輪船要到巴統去作處女航行。

這件裝璜是用鐵板製成的，然後在黑底上畫上金色的植物圖案。

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時候，連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都離開了鄰近的崗位，跑來看看。

那個時候，我在海員報社作秘書。有許多年輕作家在這家報社工作，其中有卡達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別裡、奧列沙和伊利夫。寫作經驗豐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們編輯部來的只有安德烈·梭勃裡，——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總是為了什麼事激動不安。

有一次，梭勃裡給海員報一篇短篇小說，這篇東西層次不清，雜亂無章，雖然題材很有趣，而且確實寫得很有才氣。

大家讀了這篇小說，都覺得很難處理：就以這樣潦草的樣子發表是不行的。但誰也不敢去請梭勃裡把它修改一下。在這一方面稜勃裡是說不動的——這倒不是因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稜勃裡差不多沒有這種東西），而是因為神經過敏：他不能回過頭來看他自己寫的作品，對它們已經失掉了興趣。

我們大家想來想去，不知道怎麼辦好。我們的校對布拉果夫老頭子也和我們在一起想辦法，布拉果夫過去是風行俄國的俄語報的社長，著名的出版家塞欽的左右手。

他不好說話，被自己的過去歷史嚇壞了。這位體面的人物和我們編輯部的衣衫襤褸、吵吵嚷嚷的年輕人完全不相稱。

我把稜勃裡的原稿拿回阿爾斯王商店去，預備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點，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時候就已經斷了來往的行人，只有風幸災樂禍地在十字街口呼嘯著），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來敲商店的門。

我把報紙緊緊地捲成一卷兒，點起來，拿著它，好象火把，開啟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鐵管頂著的沉重的店門。拿洋油燈去開門是不行的——小洋油燈不僅輕輕一晃就會熄滅掉，連盯著看一眼都會熄滅的。

當思索得出神的時候，只要向它凝視一下，它便立刻開始哀怨地發出吱吱聲來，閃閃爍爍，然後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儘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說。“請您證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進去。這兒是畫室重地。據說光是顏料就值三千億盧布。”

當然，譬如說，按照我在海員報每月拿十億元的工薪（這些錢在市場上只夠買四十包火柴算來，那麼這筆數目，並不象若拉所想的那樣驚人。

門外站著的是布拉果夫。我證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進店裡來，並且跟我說再過上兩個鐘頭他到我們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