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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諸侯王國都在積極尋找一個理論在建立新秩序，早在公元前513年，晉國就看到禮治無法維持新秩序，由範宣子出來創制法律，確立貴族與奴隸之間的秩序，並將這些規定的條文鑄在鐵製的鼎上。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大致有四類人：奴隸主貴族（舊貴族）、土地擁有者地主（新貴族）、靠租用土地生活的自由民、完全喪失人身自由的奴隸。舊貴族是來源於西周前期，這些人如同夕陽西下，在奴隸的不滿和反叛中苟延殘喘；新貴族來源於西周晚期及東周，而且在努力的呼聲中這些人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潮流。所以，當時社會潮流已經向新貴族和自由民潮湧，孔子站在西周的社會禮治角度上，面對政治的變亂，大肆叫囂維護舊貴族和奴隸社會制度，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治來規範社會秩序，“各守其職，彼此不逾越”，肯定在那種社會潮流中他是無能為力的，而且註定要成為笑料和社會前進的絆腳石。但是，遵守“禮治”這是每一個統治集團都需要的，這也就是在孔夫子死後，他的學說又被統治集團拾起來利用的的重要原因。現今，在法制社會程序中，許多人便以點概面，以倡導恢復“國學”大肆鼓吹孔夫子的禮治思想，其用意是極其險惡的。我不反對提倡國學，因為在我看來，“國學”至少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兵家思想、法家思想，還有以《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等史書為體系的史家思想，也應囊括東漢流入中國的佛教、###教思想，這樣才能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大融合性和獨創性。不過，我還以為，任何一種思想都是為統治集團服務的，他們利用這種思想企圖麻痺和消除社會矛盾，然而，在現今的社會條件下，社會矛盾還會存在，甚至還會越演越烈，所以，他們的意圖只剩下唯一的走向——企圖麻痺群眾的思想。

春秋戰國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最繁榮、最能創新的時代，這與統治集團分化密不可分，每一個統治小集團都想自己來主宰新社會秩序，在武力無法實現主宰願望的情況下，只有依賴統治思想的變革實現自己的企圖，但實現統治意願的自古華山一條路——武力征服，“馬上得江山，下馬治國家”就成為必然。在春秋時期更是這樣，雖然沒最終實現中華大地的一統，但戰爭卻是此起彼伏。現在我將主要大的戰爭摘錄如下：

1：北制之戰（公元前718年）

中原大國中首先崛起的鄭國，積極向外擴張，出兵進攻臨近的衛國。衛國急忙調遣屬國南燕的軍隊抗擊鄭國的進攻。鄭軍北上，還未定出國門即遇到了南燕軍隊。鄭莊公派祭足、原繁、洩駕率領三支軍隊從正面逼近燕軍，吸引其注意力，另源公子曼伯、子元偷偷地迂迴到燕軍的側後北制　（今河南榮陽把水鎮）　。燕軍不瞭解鄭軍的意圖和部署，認為北制地形險要，放鬆了戒備，仍按傳統正面進攻戰法，專注正面之敵。六月，曼伯、子元乘燕軍不備，突然從背後發起進攻，大敗燕軍。這是史書上首次記載迂迴襲敵取勝的戰例，一直是後世用兵的鑑戒。

2：北戎之戰（公元前　714年）

春秋初年，住在鄭國北方的戎人，統稱北戎。周桓王六年（公元前　714年），北戎趁中原各諸侯國混戰的機會，南下攻鄭。北戎多步兵，機動靈活，鄭國多車兵，受地形限制。鄭莊公伯敵人迂迴襲擊自己，徵求大臣抗敵意見。公子突認為：北戎兵裝備雖輕，但不整齊，貪心很大，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主張用誘敵戰術，設伏殲敵。莊公採納了公子突的建議，挑選一部分兵力擔任誘敵任務，派大夫祝聃（單）率主力分三處埋伏於敵必經之路。交戰後，鄭軍與敵稍作接觸，即假裝敗退，並丟棄許多財物。戎軍前隊見有利可獲、遂緊迫不捨，於是被誘入包圍圈。鄭伏兵突然發起進攻，將敵截成數段，全部消滅。敵後隊見前隊被殲，爭相逃命，鄭軍乘勝追擊，大敗戎軍。

3：襦葛之戰（公元前　707年）

春秋初年，周王室衰弱，鄭莊公挾天子以令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周、鄭兩國矛盾日深。周桓王十三年　（公元前　707年）　秋，桓王調集陳、蔡、魏等國軍隊聯合攻鄭，戰於襦葛　（今河南長葛東北）。周分三軍：右軍配屬蔡、魏軍，左軍配屬陳軍，桓王親率中軍主力。鄭軍亦分三軍迎戰，決定先攻周軍薄弱的兩翼，再集中兵力攻擊周軍中軍。鄭莊公還改變了傳統的車戰隊形，布成“魚麗陣　”，即將原隨車後的步兵分散配置於戰車左、右、後三方，填補了戰車之間的空隙，收到了車步協同相互掩護的效果，攻防更加自如。交戰開始，鄭軍先從兩翼發起進攻，陳軍一觸即潰，　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