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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崩潰。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一詞大面積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學者”、“批評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這些概念擺脫了“知識分子”的道義負荷，企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魯迅所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而要做超階級的文學家實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樣，這些身份暖昧的論述者不可能徹底泯滅或隱藏自己的道義傾向，只是那種企圖泯滅或隱藏的努力造成了道義傾向的搖擺和混亂。

許多“學者”仍然繼續執行著“知識分子”的學術功能，儘管他們穿著學院化的西裝，領帶打得很規範，但主流意識形態的御史大夫們一眼就能看穿他們的領帶曾是裹頭的紅巾，西裝翻過來就是迷彩。學者終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腳道義、一腳學術的雙軌蹣跚中艱難地、然而又不無自得地行進下去。

“批評家”的身份感覺要比“學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評知識分子，還可以批評學者，還可以批評“批評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評家的道義身份是複雜的，他需要找一個很安全很舒適的瞄準點，又需要不斷地“打死打傷敵人若干名”以表示自己沒閒著，所以有時不管該不該打，只要在瞄準器上有個人影一閃，就急忙扣個連發。有時發現一個便於射擊的“視角”，也不管這個視角是何人開發建設用於何種投資方向的，就趴下去埋頭掃射。因此，批評家們的道義身份經常自我矛盾或青紅不分，批評本身的份量也就隨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來是指從事文化藝術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經過王朔一派作家的大力調侃和糟踐以後，成為一種可以隨意嘲弄和自嘲的大眾化的“文化俗人”形象。這種“文化人”的道義身份不像學者和批評家那樣受到職業的客觀制約，因此他可進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興，強調一個“舒服”和“爽”。文化人決心做學問時，比學者要紮實、規範，體例豐贍，一板一眼，平均每頁有20個尾註，參考書目有1萬多本，其中西文書佔8千本，四庫總目書佔1500本。文化人從事批評時，比批評家要瞄得準來打得狠，的確是“階級仇壓槍膛，民族恨噴怒火”。只是他所歸屬的階級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義身份的駁雜與暖昧，決定了當下人文科學研究的通脹與停滯。應該說，今天的人文學者隊伍兵強馬壯，掌握著成套的先進武器，產量高、包裝美。但正像中國的電腦，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使用率卻僅有2％一樣，人文學術論著的現實指向之微弱，使人們開始懷疑它存在的價值和消耗國家文化經費的理由。隨便舉個例子，當今有許多漂亮的論文，包括一些著名學者的論文，花費了很大力氣，爬梳考證，細讀解剖，結果不過是想證明1949…1979年間的文學是沒有價值的，階級性文學是沒有價值的，一切有共產黨參與的文化活動都是錯誤和荒謬的。這些論著在技術層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們的道義傾向是沒有經過審慎考慮的。它們主觀地認定中國人民在1949…1979年間過著牛馬不如的奴隸般的生活，覺得只要向那段歷史大潑髒水，不論怎麼潑都在道義上是光彩的。海外學者這樣想還有情可原，因為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確實無知，海內學者也來傍尖起鬨，就未免有負於天地良心了。

當今中國的人文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都過剩得需要大批次銷燬了。花裡胡哨的東西對人也不是沒有一點好處，但它們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學問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卻需要我們哪怕是假正經也要正經地恪守下去的。鐵肩擔了道義，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觀音的價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濟世的觀音。

（此文頗有“左派”言論之嫌疑，發表於《天涯》1999年2期，後被好事者弄到網上。）

獨立性：堅持與懷疑

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兩個最大問題是“生存困境”與“靈魂缺席”——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有恆河沙數的億萬事例每日每時每刻活生生地加深和拓展著這兩個巨大的問號，僅憑我們知識分子零散獲得的那些道聽途說，就足以令人“目眥盡裂，發皆上指”。如果你在公檢法部門有幾位朋友，在幾大部委有幾位同學，在新聞媒體有幾位熟人，在工廠農村有幾位親戚——最主要的，在你心底還有幾分天良和正義，那麼，你就會清楚神州大地上正到處充滿了貪贓枉法的黨政官吏、與黑社會勾結起來魚肉百姓的公安警察、製造假煙假酒假鞋假藥假A假B的黑心商人、毫無職業道德的醫生記者律師職員和千百萬元錢無權無勢、被侮辱被損害被剝奪、有冤無處訴、有理不能講、有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