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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只好寄希望於哪位負責的“共和國領導”能夠看到這篇文章，組織專家研討一下，不要再讓那些追逐時髦語彙的人們順口胡說下去了。特別是到了國慶大典上，千萬不要喊什麼“共和國萬歲”，否則就太讓人遺憾，太讓人笑話了。

（此文發表於《中華兒女》號外。）

人文學者的道義

90年代的前幾年，泛起了一股譏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學科建設的“熱炒”。這股“熱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學術憂慮之外，包含著為數不少的“陰暗心理”。一是以此來掩飾1989年以後的兩三年間學術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圖以批判80年代的“喧囂和浮躁”來證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確、明智、偉大的；二是以此來為90年代中期以後的學術新局面鳴鑼開道，否定了抗爭與憂患，才好光明正大地遊戲、超脫、合作、共度艱難；三是以起鬨來壯膽，在指責別人“思想大於學術”的嗚嗚聲中，讓人忽略了指責者自己其實是既無思想也無學術的。到了90年代末期，這股熱炒秋後自然涼了，因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囂與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儘管它不在乎這個，它可以說是“兒子打老子”。90年代就將在這種“迎風撒尿刮一身”的尷尬境地中離我們而去，成為一塊“飄逝的髒頭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沒有紮實、嚴肅的學術建設，有。但它們已經充分地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的建設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驕傲——每個時代都不乏這樣的邊緣人，他們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來被後人發掘出來，歌頌一陣，例如陳寅恪、顧準。可是這隻能證明個人的德與才而不能證明那個時代是紮實、嚴肅的。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十餘年來，方法論的意義被強調得深入人心。一旦採用某種比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論模式、主題詞彙，就可以產生成批的研究著述，這種披著西方學術市場雅外套的學術媚俗行為對於職業化的中國學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許多博士碩士不讀文學作品，甚至連《水滸傳》和《子夜》也沒通讀一遍，專讀海外文化理論和漢學著作。寫論文時，再去將有關作品“細讀”一遍。然而，沒有“粗讀”作為基礎的“細讀”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著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視鏡去看書，結果當然給他看出一大堆新東西，只是這些新東西與書之所以為書沒有關係。

這裡，“粗讀”指的是無目的性的感情閱讀，或者起碼是無學術目的性的普通閱讀，它不想在文字中發現什麼母題、隱喻、結構、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種普泛的閱讀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縱，表現出喜怒悲哀，“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痴”，也可以對作者不滿，邊讀邊罵，擲書於地，就像有的人讀王朔。其實，這種“粗讀”才是本來意義上的“細讀”。而現今流行的所謂“細讀”則是一種屎裡覓道、卵中求骨的技術操作。這種操作沒有先在的理論工具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學的東西而專門捕捉適合自己嗅覺結構的氣息。所以，這種所謂“細讀”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讀”，申言之，這是一種學術上的“文字獄”。在國家無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學者們沽名釣譽的能指遊戲，一旦“萬里山河紅旗展”，它就會變成殺人的利劍。這套所謂“細讀”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發揮到登峰造極，實在無須捨近求遠，請外來的和尚們再三垂教的。

技術操作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自然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不容否認，只是它必須建立在普通美學接受的基礎上。把這句話“細讀”下去，就是說，做學者必須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礎上。20年來，一切方法的變換、視角的變換，都是表面的遁詞，決定著這些變換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學者道義身份的變換。

正像敘事性文學中敘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樣，學術論著中也存在一個十分重要的“論述者”。因為是“論”不是“敘”，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義功能。20年以前，這個論述者的道義身份是黨在學術領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讀就粗讀，要細讀就細讀，自由出入，萬物在我。後來，這個論述者的道義身份變為黨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讀和細讀都受到了有意的限制。再後來，論述者變為黨的同路人，開始有意改變粗讀和細讀的比例，進而本質性地顛覆自己的身份，變作為民請命、為民啟蒙的“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在與權力話語的對抗中自以為上應天命，下合民心，誰知天命不可測，民心更無常。在經歷了天意的重創和民心的冷落後，“知識分子”的道義信念發生了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