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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日本外務省22日發表了一個宣告，“對這次內亂採取不干涉方針”。

這引起日本國內輿論的強烈抨擊。9月28日，日本憲政、政友、革新三派議員發表聯合宣言稱：“中國戰禍波及東三省、蒙古，帝國斷不能容忍，望政府採取適當之處置。”10月4日，日本貴族院、眾議院議員和浪人千餘人，組織了“對支國民大會”，會議宣言：“日本為保全中國統一，維護東亞和平，特對世界宣言，不惜付出巨大的犧牲，而且鑑於日本帝國對中國的特殊地位和使命，應速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0月8日，政友會召開“對支問題有志大會”，也主張“帝國應採取堅決的措施”。

日軍方實際上繼續採取大力支援張作霖的政策，向山海關派出軍事顧問團，不斷為奉軍提供情報，甚至還派日軍直接加入奉軍作戰。10月上旬，直系漸露敗象。9日，吳佩孚會晤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答應在進入滿洲之後完全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既得利益，在條約規定的權利方面，張作霖尚未答應的部分，他也將同意。

但是，吳佩孚的賣國交易已經為時過晚，並且，其所謂的優越條件，其實與日本方面圖謀相去甚遠。賣國交易使得北京方面的失敗來得更快。當月中旬，直系敗退。

正當吳佩孚準備大舉增援的時候，又突發了新的災難：由於南方革命黨和日本預備役陸軍大佐寺西秀武等的策反，10月23日，馮玉祥突然倒戈，率軍急速返京，佔領要地，囚禁曹錕，發動“北京政變”，將所部改編為國民軍，派兵迎戰直軍主力。直軍兩面受敵，一片混亂，迅速潰敗。11月3日，吳佩孚被迫乘軍艦南逃。於是，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奉系大勝而告結束。

11月17日，由張作霖出面邀馮玉祥等在沒於天津日租界的下野皖系首領段祺瑞家中會談，決定擁段到北京主持政務，史稱“天津會議”。

於是，透過第二次直奉戰爭，親日的段祺瑞政府東山再起，成立了臨時政府。張作霖加強了在滿洲的權力，還進一步控制了津浦線上的天津、山東、安徽、江蘇、上海等長江以北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馮玉祥的國民軍則控制了北京、河南、察哈爾、熱河等西北部地區。

日本陸軍統帥部派駐北京的公使武官林彌三吉少將對這場戰爭進行了總結：

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為了防止外國勢力進入我國防上的重要根據地——滿洲，為了保護我國在滿蒙的既得利益，由於我國文武兩方面駐中國機構的合作，很好地達到了目的。

陸相宇垣則在日記中更加得意地寫道：

夫有以為於雙方均勢未十分破裂之先，為日益鞏固日本之地位而與張作霖明暗相通並給予相當之支持者，此種想法促使政治家、實業家及政黨於決戰甫將到來之際，暗中給張以相當之支援，其結果鑄成日後之局面。如今世上竟有許多愚頑之輩，視此新局面之開展為一種天佑之福，且世人亦對之首肯。妙哉！

於是，在與英美間的新一輪侵華較量中，日方重新奪取了代理人戰爭的戰略性勝利。透過這場戰爭，日本扶植張作霖勢力重新把持###，掌控華北，並進駐上海，向長江沿岸擴張。【黃：不讓賣國勢力竊取國家權柄和奮勇剷除竊取到國家權柄的賣國政客，為中國避免浩劫的一大關鍵！為中國仁人志士的永恆使命！】

直奉戰爭後，日本加緊對東北侵略，並大肆攫取對投資中國內戰的報酬

在直奉戰爭期間，日方抓住一切機會向其扶植的新一屆北洋政府和張作霖方面索取特權。1923年11月，大戰前夕，滿鐵社長川村竹治向日本政府提出“積極敷設滿蒙五鐵路”的建議。該建議修築的鐵路總長達1163公里。建議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援。1924年9月，大戰正酣，滿鐵迫使張作霖政府簽訂了《兆昂鐵路承造合同》，延長了四兆鐵路，把勢力伸向黑龍江中東鐵路方向。1925年，滿鐵又和張作霖達成包工修築吉敦路的協議。當年，日本還制定了為期20年的“滿蒙開發鐵道網計劃”，準備修築35條鐵路，總長8800多公里。

此外，日本還進一步攫取了大量土地、森林、礦產資源和工商業、金融業權利。

與此同時，美國也聯合英國一起拉攏張作霖，與日本爭奪對滿蒙的控制權。在美國的誘導下，本身也想打破日本對東北的鐵路和港口控制的張作霖，於1924年5月設立“東北交通委員會”，決定籌建自己的鐵路網。1926年10月，張作霖還打算和孫傳芳一起向英國有利銀行和美國菸草公司借款5000萬元，其中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