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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時候，總要往張家走走的。11

啟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離張家的南鑼鼓巷只有幾分鐘的路，所以三天兩頭晚飯後到張家來。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人家都一家人圍著火爐不出門了，而他戴上棉帽、圍巾和棉手套，還是全副武裝地慢慢往張家走。他說話非常幽默，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且聲音很像少兒廣播電臺裡講故事的孫敬修，所以孩子們也很喜歡他。

王世襄住在芳草園，離張家較遠，總是騎腳踏車來。王先生除了精於文物收藏和考證，還很講究美食，能燒一手上好的菜，用料極為講究。他常會一個人騎上腳踏車去北京西山，到山上採摘一種叫“二月蘭”的野菜，回家燒製成美味帶到張家來。有時他又有了什麼美味好菜了，就請張蔥玉全家去他家品嚐。每年過年他總是第一個來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還沒起床，他就在門外扯著嗓門叫“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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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從公子哥兒到書畫鑑定大師（9）

自然，當這些老朋友一旦知道他們的蔥玉突然離去的訊息時，感情上是無法接受的。啟功和王世襄一進門就嚎啕大哭……

那時雖然經濟生活比較艱苦，但大家相處得很和諧，都以國家利益為重，社會風氣也比較淳樸，心情也就比較坦然。政治上雖有“三反”“五反”和“反右運動”，但張蔥玉是個不問政治的文化人，上面又有鄭振鐸先生這個保護傘，也就安全多了。先生們合作得愉快，太太們也相得益彰。鄭振鐸先生的夫人高君箴女士和顧湄，以及徐邦達先生的夫人，都成了好朋友，她們之間常相過往，在一起度過了幾十個“牌桌上的春秋”。

鄭振鐸先生的兒子鄭爾康結婚時，因顧湄正患肋膜炎臥病在床，張蔥玉就帶了女兒前去王府飯店參加婚禮。若干年後到張蔥玉的女兒結婚時（1972年），兩家的男主人都早已去世了，鄭夫人就帶了老傭人唐媽和孫子孫女到南鑼鼓巷來賀喜。從當時留下的照片看，滿屋的人除了新郎官就是女性世界了，徐邦達夫人是帶著兒媳婦和孫女來的。一張紫檀木八仙桌子還是當年從上海帶去的（是當時張家僅剩的兩件值錢的傢俱之一，還有一件是張蔥玉的書桌，也是上好的紫檀木的，檯面上還嵌有一大塊暗紅色帶花紋的玉石，抽屜的拉手都是精美的雕花玉石。後來在天下大亂的年頭家中屢遭盜竊，不得已就賣掉了。當時賣了17萬元人民幣，如果放到現在，真不知價值幾何），鋪上臺布，放上幾盤糖果，幾碗茶水，就算是婚禮了，大家身後沒有任何傢俱，只有一個小小的天窗高懸在天花板下面。對比張蔥玉夫婦上海大東酒樓的二十幾桌酒席，回家後又有茅臺酒招待，真如天壤之別，而時間上只是一代人之差。歷史鉅變中的豪門盛衰，有時真的無法預料。

張蔥玉的女兒張貽文與鄭家也有一段溫馨的交往，在她十歲左右讀小學的時候，每星期都去鄭家借小人書看。因為鄭振鐸先生是文化部部長，出版社出了書都要送他一本，所以他家的書房裡堆滿了書，其中有不少是小人書，堆在書櫥的下格里。張貽文一到週末，就提上個小籃子到鄭家去。她沿著皇城根到景山後街，再轉到黃化門，走上約半個小時，就到文化部的宿舍大院了。她可以先坐在地板上翻看，挑出有趣好看的就放在籃子裡帶回去，下週來時再調換。那時就已經有《紅樓夢》小人書了，給她很深的印象。她一進門，胖子哥哥（鄭爾康）就會迎上來，告訴她哪些是新送來的，可以先看。

張貽文還記得改革開放之後，他們全家離開北京、移民美國時的一個插曲。當初他家從上海搬到北京時，廚房裡所有的罈罈罐罐都被裝進了一隻巨大的缸裡。到了北京後，要用什麼餐具了就到那大缸裡去找，總能找到合適的，所以張家的那隻大缸好像聚寶盆似的，要什麼有什麼。其實那些餐具在張家人眼裡，都是些平時家用的東西，根本不稀奇，而在別人看來，就是康熙、乾隆年間的好東西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張蔥玉的子女要出國的時候，上級領導還發話下來，說是“張家人走東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價值的東西留在國內。其實經過十年浩劫，他們覺得家中好東西已經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錢的了。後來經過領導協商，僅僅放行了兩隻大些的盤子，說是給他們留作紀念的，其他“鍋碗瓢勺”還是沒讓帶走。12

在文物鑑定的崗位上鞠躬盡瘁

張蔥玉原本就是一個精神貴族，對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義，領導們信任，同事們配合默契，他就很高興了。五六十年代的工作都是日以繼夜的，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