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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間搞土地改革的時候，對那些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名下還有些土地的國家幹部來說，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坎”，弄不好就被揪回鄉下批鬥去了。張蔥玉就面臨了這樣的危險，因為大家族分家的時候，肯定也分給他一部分土地的，儘管他自己並不去掌管，從來沒有去收過租，都是他的賬房先生許先生去操辦的。他在金錢上向來馬馬虎虎，不認真過問，家裡的漏洞就不會少了。他家的司機就曾偷盜他的圖章拿到外面去賣，他也沒有發現，後來被一個朋友在市場上發現了，張才去追回的。所以南潯鄉下究竟有他多少地，對他來說始終是筆糊塗賬。

可是到了鄉下搞土地改革的時候，老百姓就來跟你算清楚了，說是張蔥玉名下有一千多畝地，是個大地主，應當揪回鄉下，接受批鬥！南潯真的有人跑到北京去要人！

這件事引起鄭振鐸先生的高度重視，他明白，張蔥玉只要一回到鄉下就不要想回來了，各地的政治運動都是寧左勿右的，這個人才就要被毀掉了。為了保住張蔥玉，他毅然動了腦筋，巧妙地把地主的“頭銜”挪到張蔥玉的母親邢定老人的頭上。那時邢定老人年紀已經大了，又是婦道人家，況且已經作為幹部家屬跟隨張蔥玉來到北京居住，地方政府是不會與之為難的。這樣一來，張蔥玉就被鄭振鐸“扣”在北京不放，仍舊是國家文物局的幹部，可以安心工作，與家鄉的土地改革無涉了　。10不僅如此，鄭振鐸還安排張蔥玉參加了一個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組，變成土改隊的幹部了。

13。從公子哥兒到書畫鑑定大師（8）

這件事當時是被鄭振鐸先生打馬虎眼糊弄過去了，誰知到了“文革”期間又被捅了出來。北京文物局的造反派胃口很好，不辭勞苦地南下調查，果真查出了張蔥玉在解放前名下曾有一千多畝地的記錄，可見當時還是留下了蛛絲馬跡的。只是因為鄭振鐸和張蔥玉都已經在“文革”前好幾年就去世了，張蔥玉的母親邢定老太太更早於他們去世，造反派才無法迫害他們。但他們還是抓住了活人出氣，於是顧湄女士就倒黴了，成了“地主婆”，抄家、挨鬥，備受歧視。

現在回過頭去想想，在當初，鄭振鐸先生是冒了多大的政治風險啊！其苦心，不就是為了保住張蔥玉這個人才嗎？而這樣的“罪行”在“文革”中，是足以置他於死地的。

南鑼鼓巷北屋軼事

近幾年，張蔥玉的女兒張貽文寫了不少關於其父親的回憶文字，其中談到他們在北京南鑼鼓巷的生活，非常生動，展現了那個時代北京國家文化幹部的生活風貌。

張蔥玉1950年到北京國家文物局工作時，先住在鄭振鐸先生家裡，吃飯也在鄭先生家裡。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後，局裡就把他們安頓在南鑼鼓巷衚衕的北屋，是一溜朝北的平房，生活條件比上海的花園洋房簡直不能比。他非常熱愛他的工作，熱愛新中國的文物事業，每天早出晚歸。除了文物工作，其他公益活動諸如興修十三陵水庫等體力勞動，他都樂意參加。國際乒乓球賽在北京開賽，他會買來全套的票，讓大家輪流去看，說是隻要看到中國人打敗了外國人就心裡高興。

那時張家突出的特點是朋友多，這是他們家的老傳統了，在上海的時候就是如此，只要是星期天，家中必定是賓客盈門，有時一撥還沒走，另一撥又來了。平時晚飯後也是朋友們上門的時候，大家一聊就是幾個小時，有時是圍繞一兩件字畫，有時是交流情況，有時就是談天說地，因為張蔥玉見識多廣，待人又隨和，大家和他在一起覺得很有趣。常來的朋友有啟功、王世襄、徐邦達、夏鼐（原北京考古所所長）、周貽白（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張伯駒、張學明（張學良的弟弟）、裴文中（考古專家，鄰居）、楊仁凱（遼寧博物館館長）、許姬傳（梅蘭芳的秘書）、許源來（許姬傳的弟弟）、唐蘭（任職故宮博物院）、謝稚柳、黃永玉、黃胄等先生，還有一些較年輕的專家如故宮的劉九庵，文物局的章敏、羅哲文，考古所的王俊明等等。黃永玉和黃胄還曾畫好畫，題了詞送給顧湄女士。

後來還有一些喜歡文物收藏或和古代文化的首長，如黨內理論家鄧拓、海軍司令肖勁光，也來光顧張家。肖勁光司令來的時候總是在晚上，車停在院子裡。還有早期的交通部長章伯鈞，也曾來討論一些文物問題，還有幾個警衛員跟著。院子裡很黑，警衛員就在院子裡打手電筒，照來照去，門口還有人把著，別人一律不讓進去了，院裡空氣顯得有些緊張。其實賓主們在屋子裡天南海北，談笑風生，放鬆得很呢。還有一位叫魏金非的廣東省省長，也是文物愛好者，有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