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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便是一例。在國際關係方面，他也幹了不少壞事。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蘇斯洛夫都是積極的參與者。

藍英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六）（2）

蘇斯洛夫是一生沒寫過一本書的理論家（他的《三卷集》裡的文章和演講辭都是別人捉刀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宣傳陳腐的教條和扼殺鮮活的思想上。他這樣做很難說是出於信仰，因為他未必信仰馬克思主義。從我搜集到的資料來看，他甚至沒系統地讀過馬恩的著作。他是極權體制的產物，是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它的守護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維護個人已經獲得的權勢。如果形勢發生驟變，他這個只會摘引列寧和斯大林語錄的人，很難在政治舞臺上立足。如果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里，以他的水平和能力，充其量當個不受學生歡迎的中學老師。換句話，沒有極權主義，就沒有他的一切。國家和人民從不在他視野之內。1974年，別柳金畫室的一百名畫家聯名致函蘇斯洛夫，要求他下臺。信很長，我只摘譯其中的一段，作為本文的結尾：

這在藝術中還不是最可怕的。藝術像河流，無論您的堤壩，無論您如何想方設法讓河水倒流入你們用查禁和摧毀設定的鋼筋水泥的河床，都無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剝奪俄羅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們變成執行您荒謬而殘酷的意願的機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羅斯文化粗淺化，宣傳極端貧乏的理想，否定蘇聯人精神興趣的複雜性。您的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是使蘇聯各族人民變得矇昧，以便您製造毀壞人類社會正常生活的一切規律的土壤。

蘇斯洛夫1982年去世，死在勃列日涅夫前頭，死得其時。勃列日涅夫為他舉行了極為隆重的葬禮。參加葬禮的都是中央和各地的黨政官員，至於普通知識分子，恐怕沒有人去，要去，也是被迫的。

（原載《收穫》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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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愛倫堡的回憶與反思——《人·歲月·生活》中譯本序（1）

愛倫堡是蘇聯著名作家，在蘇聯名氣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之下，在西方則遠遠超過他們兩人。愛倫堡在中國名氣同樣不小，是最早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俄蘇作家之一。1933年，魯迅在《“豎琴”後記》中就提到過他。1936年，曹靖華把他的短篇小說《菸袋》譯成中文，編入《蘇聯作家七人集》。解放前後，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陸續被譯成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發表的政論在中國讀者當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鼓舞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鬥志。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談論蘇聯文學時，他還提到當年愛倫堡政論對他的震撼。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大學生，有誰不迷戀蘇聯文學，有誰不知道愛倫堡？然而斗轉星移，歲月流逝，中國讀者漸漸忘卻這位老朋友。

作家對自己創作的評價往往同讀者不同。愛倫堡自認創作中，詩佔第一位，其次是小說，第三位是政論。那時他尚未寫回憶錄，所以沒有提到。我沒讀過他的詩，沒有發言權。請教俄國朋友，他們最肯定的回答也僅是：“作家年輕時都寫過詩嘛。”這種回答不過是推理，說明他們也沒讀過愛倫堡的詩。他的長篇小說我倒都讀過。吸引我的是小說的內容而不是它們的表達形式。今天已無重讀的願望就是因為藝術上過於粗糙。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說：“他的小說《暴風雨》今天已無法卒讀。”老作家扎米亞京對愛倫堡寫小說打過一個比方：“有個關於年輕母親的故事：她太愛自己未來的孩子，想盡快見到他，沒等九個月，六個月便生下來了。愛倫堡寫小說類似這位年輕母親生孩子。”

1960年，愛倫堡開始寫回憶錄《人·歲月·生活》，在《新世界》雜誌上陸續發表。1964年發表完，後結集出版。愛倫堡的回憶錄在讀者當中引起熱烈的反響，人人爭讀，就像當年爭讀他的政論一樣，沒有政論的報紙一到戰士手裡馬上捲菸了，有政論的報紙一直讀到報紙破碎。蘇聯再次掀起“愛倫堡熱”。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還出版了裝幀精美的三卷集，每頁下角都有配合該頁內容的圖片，隨便從哪一頁讀都讀得下去，可當作史書讀，也可當作隨筆集讀。蘇聯作家當中沒人寫出過類似的回憶錄，因為誰也沒有他那樣的經歷。

愛倫堡少年時代便參加社會民主黨的地下工作，後寫詩歌、小說，成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