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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尊敬他。‘他怎麼看待你畫的畫？’‘他很喜歡。’另一位畫家對赫魯曉夫說：‘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我們是畫家，完全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相同。我們在出版社做了許多工作。別柳京幫助我們把我們對世界的感受表現在畫布上，我們非常感謝他。’‘好吧，現在給我講講是怎麼回事。’赫魯曉夫說。我用最通俗的話給他講解繪畫藝術，赫魯曉夫默默地聽著，一場風暴可能過去了。但這時，蘇斯洛夫低下頭，對著赫魯曉夫的耳朵說了些什麼，赫魯曉夫看了看我平靜的臉，突然爆炸了：‘你說什麼？這怎麼會是克里姆林宮呢？這是對它的嘲笑。牆上的雉堞在哪兒，我怎麼看不見？太籠統和無法理解了。別柳京，你聽著，我作為部長會議主席對你說，所有這一切都不是蘇聯人民所需要的。你明白我對你說的話嗎？’蘇斯洛夫轉過身來，指著米羅諾夫畫的沃利斯克風景畫問道：‘這表現的是什麼？’‘沃利斯克市’，我回答道，‘生產水泥的城市，那裡到處都覆蓋著一層灰色粉末，可人們仍然出色地工作，彷彿沒注意到粉末。’‘你怎麼說有粉末呢！你到過沃利斯克沒有？’蘇斯洛夫喊起來。‘這不是虛構，而是寫實。’我回答道，‘您可以調查嘛。’‘那裡幹活的人都穿白大褂！乾淨極了。’蘇斯洛夫繼續喊道。白大褂……我記得那座灰色城市，樹都蔫了。幾公里以外都能看到籠罩在城市上空的灰塵。‘這是什麼工廠？畫的是《紅色無產階級》工廠，是吧？怎麼那麼多煙筒？這個工廠只有四根菸筒。’蘇斯洛夫仍不甘休。他故意裝作憤怒，表明他同赫魯曉夫的看法完全一致，指出這些畫不僅差勁，還醜化蘇聯工業。‘這跟煙筒有什麼關係？畫家畫這個城市時，為了加強印象，有權多畫幾根菸筒。’我頂撞道。‘你們這樣看，可我們認為他無權這樣畫。’蘇斯洛夫繼續說。赫魯曉夫對蘇斯洛夫同我的辯論感到厭倦，便走進隔壁的一個展廳，那裡陳列著涅伊茲韋斯內（赫魯曉夫墓像的塑造者）的雕塑作品。涅伊茲韋斯內回憶道：‘赫魯曉夫對我吼叫起來，說我白白浪費人民的錢，塑造出來一堆大糞，我則指責他對藝術一竅不通。辯論了很長時間。我告訴他，他受人挑唆，陷入可笑的處境，因為他不是專業人員，不是評論家，缺乏應有的美學知識……我對他說，這種挑唆不僅針對知識分子和自由化，還針對他本人……”（《各民族友誼》）畫家沒提到站在他們旁邊的蘇斯洛夫，但蘇斯洛夫卻記住了他。1976年涅伊茲韋斯內申請出國，安德羅波夫已經允許了，但他仍無法出國，因為蘇斯洛夫反對，蘇斯洛夫要把他在國內折磨死。

藍英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五）（3）

蘇斯洛夫一貫仇視《新世界》雜誌，因為這家雜誌反對個人迷信，呼喚民主和自由，它的主編是特瓦爾多夫斯基。特瓦爾多夫斯基思想活躍，堅決捍衛蘇共二十大的方針，發表大量揭發斯大林集權體制的作品，要求作家真實地反映現實，並同那些粉飾生活的作品做堅決的鬥爭。《新世界》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思想激進、渴望改革的作家，形成進步知識分子的營壘。而這正是蘇斯洛夫所不能容忍的。蘇斯洛夫是斯大林體制培養出來的人，同極權體制熔鑄在一起。他迷醉於陳腐的教條，不接受任何鮮活的思想。他早想把特瓦爾多夫斯基一腳踢開，但特瓦爾多夫斯基並非等閒之輩，是蘇聯有影響的詩人，在知識分子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無法輕易免除他主編的職務。蘇斯洛夫對《新世界》採取全面圍剿的策略。《星火》雜誌發表《十一人的來信》，猛烈批評《新世界》給黨和國家的歷史抹黑。《真理報》等大報發表建築工人和計程車司機們致編輯部的信，譴責特瓦爾多夫斯基。“特瓦爾多夫斯基轉述西蒙諾夫的話，不久前傑米切夫（黨中央書記）在列寧格勒講過一次話。他回答提問中的兩個問題：‘你們準備如何對待索爾仁尼琴？’‘我們同他鬥爭，抵消他的影響。’另一個問題：‘你們如何對待《新世界》？’‘這件事比較棘手’，傑米切夫回答道，‘首先，著名作家、作協第一書記費定是編委；其次，這個雜誌有個特點：善於發現天才。’‘第三呢’，特瓦爾多夫斯基笑著說，‘我這樣理解，讓他們給我們發現更多天才，如果少了，我們就取締他們。’”（孔德拉托維奇：《〈新世界〉日誌》）接著又採取組織措施：1966年解除了編委扎克斯和傑緬季耶夫。”特瓦爾多夫斯基同蘇斯洛夫爭吵了二十分鐘，拒絕工作，抗議不經主編同意便撤換編委，而蘇斯洛夫用黨的紀律威脅他，叫他必須留任。”1970年，作協書記處在特瓦爾多夫斯基缺席的情況下，透過加強《新世界》編委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