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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一些。不準備好我們會幹出蠢事。……這事應當這樣處理：把這些‘軍事間諜’全抓起來，而且要不斷地抓，把他們驅逐出境。請將這封信密交（不要複製）政治局委員傳閱。”1921年槍決詩人古米廖夫，就是執行列寧這一系列命令的一例。後來斯大林只不過是循著列寧開創的這條道路走下去罷了。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國——讀《冷眼向洋》增訂本（3）

書中指出，蘇聯所發生的這些事情，“理論的、制度的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而不必過分強調斯大林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這是極有見地的。陳獨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說：“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製”，那種認為“是由於史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製之邏輯的發展。持這種看法的還可以提到杜威。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書中說：“雖然他（指杜威）確信對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沒有根據的，但他並不認為假使列寧的後繼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蘇維埃制度就會是美滿的制度。他相信了透過暴力革命造成獨裁政治不是達到良好社會的方法。”

書中這樣對應地提出“個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這兩者的輕重主次問題，並不是無的放矢。當時確實有人寧願用斯大林的個人因素來解釋這一切，以免汙損對這一制度的包裝。赫魯曉夫提出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就一個字也不涉及制度問題，全部歸罪於斯大林的個人品質。胡喬木執筆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煌煌大文也是這樣做的，說“決定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思想狀況”。這種從當時宣傳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實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後來他主持起草新的歷史決議，就不得不面對寫不寫毛澤東個人責任問題。他說：“我們在起草的時候，一開始就下決心不提個人的問題，個人的品質，個人的性格等。”為什麼呢？“每個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強調了這個方面，就如同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一樣，蘇聯人也認為沒有講出個道理來。幾十年的歷史，光用性格就解釋了嗎？”“沒有講出個道理來”，也就是對他那篇舊文的自我評價。經過幾十年時間的淘洗，一切都可以看得更加分明，本書所說，大約可以看作這一公案的定論。應該指出，本書還提出了“歷史文化的因素”，這就比只提出理論的、制度的因素要更深一層。確實，在斯大林現象中，是包含了從舊俄（例如沙皇專制主義傳統、民族習俗等等）繼承來的東西。而這些東西被貼上“社會主義”、“蘇聯先進經驗”的標籤輸出到中國的也不少。

書中歷數了蘇聯體制的種種弊端。例如描畫出了社會結構上所形成的一個“畸形的金字塔”：

在蘇聯最初物資極端匱乏的幾年中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之後，就逐步形成實際上的特權階層。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為突出。這種特權滲透於政治權利、職業選擇、經濟生活，乃至日常消費品的享有等各個方面。既無機會平等，也就談不到競賽規則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產積極性。西方社會的貧富不均狀況尚留有一條個人透過奮鬥向上爬的道路，在這過程中同時有所創新，為提高社會生產率作出貢獻。而在蘇聯被歪曲了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個人改善境遇之道在於在政治認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個社會生活領域中設法沿著階梯向上爬，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卻較少與創造性的勞動相關，甚至相反。對廣大的底層勞動者而言，儘管形式上憲法賦予無比的權力，實際上得不到保證，也難以有爬入上層的機會。結果，在社會結構上形成了廣大的勞動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的上層官僚機構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這裡說得很概括，而特權階層所享有的特權卻是非常具體的東西。擔任過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阿爾巴托夫也是特權階層中的一員。他的回憶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中對他本人享受過的“特供”（特殊供應）一項，就有過很生動的描寫：“當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額帶回家的時候，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簡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說，在新經濟政策以後，她從未見過這樣的食品。這樣我們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們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公民則需花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阿爾巴托夫還指出：利用這些人害怕失去特權的心理，促使他們樂於服從上級，與上級保持一致，因此“特權一直是保持極權統治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