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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原始林。請我吃飯，出手大方，同瓦列裡大不相同。我同瓦列裡第一次見面時，他問我的頭一句話是：“您有沒有俄國錢？”我回答：“有！”他喊了聲“烏拉”，馬上跟我要錢買啤酒。俄國人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步履維艱，不懂得遊戲規則，被美國記者稱為“狂野和放蕩不羈的資本主義”。一些精明人士則利用私有化的機會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長霍多爾科夫斯基是俄國的首富，原來不過是莫斯科某區的共青團小幹部。他看出私有化證券有利可圖，便大量收購一般俄國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證券，很快成為工廠大股東，又幾次倒賣股票，資產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頭都是這樣富起來的。金融寡頭在俄羅斯人數極少，數得出來的只有七位。俄國幾乎沒有中產階級，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頭。生活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寡頭們有了錢便干預政治，資助杜馬中的反對派。霍多爾科夫斯基甚至覬覦總統寶座，向普京挑戰。但都不是普京對手，各個敗下陣來。有的逃亡國外，有的被拘留。

老謝爾蓋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兒不再需要他幫助，他不再兼職。工資六千新盧布，老兩口仍能過溫飽日子。但要請人吃飯，老伴還要動一番腦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遠東大學執教。我的老朋友們變化都不大。拉利薩的女兒伏拉達生的女兒已經是小學生了，伏拉達也是單身母親，並且沒有工作。她雖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親關係不好，經濟獨立。從她穿戴打扮來看，日子過得並不壞，錢從哪裡來的，我感到蹊蹺。兒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裡的汽車已變成一堆廢鐵，無法再拉客掙錢。他為遠東大學校長臨時寫點東西，仍不是正式教師。如校長要訪問韓國，他便趕寫出介紹韓國的書，其中有幾幅插圖分明是中國的。拉利薩的家庭負擔輕了一些，但仍壓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圖書閱覽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師同學影印資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還來影印。謝爾蓋仍時常請我吃飯，依然豐盛。我問他在哪兒工作，他說夜裡給一家商店看倉庫，每週去三次，錢掙得比教授還多。他的兒子米沙自費到中國學漢語，也說明他的經濟實力。不久前米沙給我打過電話，告我父母安康，並轉達他們的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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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4）

三年又過去了，我最牽掛的還是拉利薩，但沒有她的訊息。拉利薩，你生活得還好嗎？

（原載《看世界》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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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誰歪曲歷史（1）

拜讀了張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歷史》一文（《文匯讀書週報》，2002年5月3日），不知為何馬上聯想起我同俄國朋友的一次辯論。張女士寫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蘇聯百萬大軍及時出兵援助，僅僅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能夠在短短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迅速打敗號稱百萬的日本‘關東軍’精銳部隊，解放東北全境，使蹂躪東北長達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戰中殺害數千萬中國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徹底失敗嗎？”1995年我在俄國執教，兩位俄國記者來看我，談到哈爾濱經濟發展比海參崴快。一位忽然說，要不是我們出於國際主義義務，幫你們打敗日本關東軍，你們能有今天？接著說了同張女士意思相同的話，只是說得沒有張女士那樣氣勢磅礴。我聽了老大不快，反駁說蘇聯出兵擊潰日本關東軍，中國人民是感激的，但你們並非出於國際主義義務，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還佔領了我們的旅順、大連。另一位說旅順、大連怎麼是你們的，是日本人從他們手裡奪走又被他們收復的。並告訴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順。我同他們辯論起來，從歷史上講俄國如何侵佔旅順口和大連灣，日俄戰爭俄國如何戰敗，二戰後旅順、大連理應歸還中國。他們說有條約，我說那是不平等條約。他們說我們出兵打日本一點好處都得不到？他們的看法又同張女士的看法相似：“……請蘇聯紅軍出兵幫助中國打敗日本法西斯，在區域性問題上作出某些讓步，從大局來看不可避免……”不過比她說得露骨。這兩位記者代表不少俄國人的觀點。我們爭得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

張女士的文章是反駁馬鬥全和朱正兩位先生的，並說馬先生“跟著朱正歪曲歷史事實，斷章取義”，馬先生的文章我沒讀過，朱先生的《怎樣的天火》我是讀過的，現在就看看“歪曲歷史事實，斷章取義”的是朱文，還是張女士的文章？

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看法，今天本已不存在爭議，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