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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妻子原是音樂學院教師，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們住的樓裡管理電梯（電梯壞了打電話找人修理），也能掙幾十盧布。他們有兩個上學的兒子。謝爾蓋要養活一家人，一心想掙錢。他同幾個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國七臺河市某公司做生意。雙方經過艱苦談判簽訂合同：七臺河用蘋果換他們的魚。七臺河按照合同把蘋果運到海參崴，但他們始終沒向七臺河供應魚，把七臺河坑害苦了。那時中俄邊貿互相欺騙是家常便飯。一天我到謝爾蓋公司去，看見裡面堆滿蘋果，每人都在吃蘋果。謝爾蓋見我來馬上請我吃蘋果，並送了我一箱蘋果。他們公司每個人都分了一箱蘋果，彷彿蘋果是中國人慰問的。除謝爾蓋之外，從經理到職員誰也沒想過履行合同。只有謝爾蓋想以此為起點，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經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汙。以後再沒有中國公司同他們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謝爾蓋只得另謀生路。謝爾蓋是猶太族，猶太男人比俄國男人顧家，謀生辦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蘇聯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們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賣給日本。這宗生意也沒做下去，但謝爾蓋賺了一點錢。總之，謝爾蓋為了養家餬口，什麼都幹。

我在遠東大學交的朋友都不是漢學系的，而是俄國語言文學系和歷史系的教師。這與我在中國大學外語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歷史系相似。我同這兩個系的教師更談得來。遠大語言文學系的老謝爾蓋（與軍醫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區別）教授便是我時常拜訪的朋友。他比我稍長几歲，是遠東大學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過他的書。他住在百年大街，離學校很遠，也是兩室一廳的小單元。他的書多，本來就狹窄的走廊擺上書架更狹窄了，穿過時小心翼翼。在國內我只在漫畫家丁聰先生家裡見過這樣狹窄的走廊。老謝爾蓋的工資同我的一樣，老伴已退休，領取不多的養老金。按照蘇聯當時的生活標準，老兩口不愁吃喝。可老謝爾蓋仍在別的學校兼課、替報社審稿、在市作協任職，這些都是有償勞動。有一次我們對酌，我望著他滿頭雜亂的白髮，覺得他有點像貝多芬。他忽然長嘆了一聲，對我說：“還得為兒孫做馬牛啊。”他有一兒一女，都已婚配，女兒離異，成了單身母親。蘇聯有不少單身母親。她們寧肯做單身母親，也不願墮胎。老謝爾蓋不得不幫助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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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拉利薩，你好嗎？（3）

我回國那年，蘇聯正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化，每個公民都領到一張私有化證券。盧布瘋狂貶值。從1美元兌4盧布，到20盧布，到40盧布，到200百盧布，到2000盧布……今天俄國的霍多爾科夫斯基等金融寡頭正是那時候發跡的。我在國內為俄國朋友們發愁，最讓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薩，她是朋友當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學位後找到工作了嗎？

五年後，1996年，我再度到遠東大學執教。蘇聯已經變成俄羅斯。我先去看拉利薩，她丈夫瓦列裡已學成歸來，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遠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又學了藝術專業，可遠東大學不聘請他。不聘請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國文史知識很膚淺，還愛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講中國文化，拉利薩懇求我跟漢學系系主任說說。系主任同意他講一次。他講中國當代作家，在課堂胡說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說成高玉寶那樣的作家。我給他指出錯誤，他不但不感謝，反而說：“就您聽得出來。”我很惱火，諷刺他是“活著的經典作家。”沒想到這傢伙聽了樂壞了，大聲叫拉利薩：“你聽聽教授說我是經典作家呢。”拉利薩臉色陰沉，對我說：“教授，您何苦挖苦一個酒鬼呢？”瓦列裡曾經是酒鬼，後來戒了。他回來後，家庭擔子仍壓在拉利薩身上。我想幫她一把，把瓦列裡介紹給中國商人開車，從海參崴到綏芬河接送中國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聖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錢，給了他五百元，他大喜過望，給拉利薩買了衣服，還把飯店裡吃剩的菜帶回來，一家歡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長，不少中國商人呆不下去了，對我說：“跟俄國人沒法做生意。”撤回國了。僱瓦列裡開車的中國商人也準備回國了，我請他把舊汽車留給瓦列裡，他慨然允諾。瓦列裡便開著這輛車在街上拉客。瓦列裡的“財富觀”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薩的“財富觀”仍是一家溫飽。

這幾年謝爾蓋都幹了什麼，我不清楚。我再見他的時候，他在家賦閒，但生活有保障．還買了一輛汽車。他妻子不再管理電梯，因為樓裡的電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離海參崴幾百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