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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兩部影片，1951年在我國首次放映時，字幕上當然不會再有作者的名字了。

藍英年：卡普列爾——中國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蘇聯作家（2）

1943年至1953年，卡普列爾是在勞改營裡度過的。但十年的勞改生活絲毫未改變他的性格。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他立即被釋放，重返莫斯科。他依舊那樣天真、真摯、充滿正義感，以散文家，說得更確切些，以雜文家的姿態投入揚善懲惡的鬥爭。

發表在《文學報》上的《靴子踹胸口》便是他對索契民警局宣戰的檄文。他揭露了索契民警局局長的惡棍行徑：把女兒送進瘋人院，僅僅因為她愛上普通司機；而把司機關進監獄也就因為他膽敢接受民警局局長千金的愛情。這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民警局差點把卡普列爾投入監獄，幸虧赫魯曉夫得知後發了脾氣，卡普列爾才得以倖免。

為了恢復影片《女友們》的作者瓦西里耶娃的著作權，卡晉列爾四處奔走，懇求知情者主持公道，還在《俄羅斯文學報》上發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呼籲文章。在卡普列爾的感召下，許多著名作家聯名寫信，要求剽竊女作家作品的導演發表宣告，承認被無辜鎮壓的女作家的著作權。但影片導演仍不吭聲，結果卡普列爾的滿腔熱情付諸東流。其實，卡普列爾同女作家瓦西里耶娃非親非故，為恢復她的著作權而戰鬥，不過是想伸張正義，恢復人們對正義的信心罷了。

20世紀50年代中期，卡普列爾被選為國際電影編劇協會副理事長。換了別人，這個職務不過多增添了個榮譽頭銜，多幾次拋頭露面的機會而已。但卡普列爾在這個崗位上卻開始了新的戰鬥——為編劇的著作權而戰鬥。戰後一個時期蘇聯影片的字幕上只印有導演和演員的名字，卻不印編劇的名字。電影史介紹某部影片時也只提導演，不提編劇。卡普列爾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公道的，是對編劇勞動的蔑視。他在《打輸了的一場戰役》一文中寫道：“……有人說我所爭論的問題的實質是：創作一部影片誰更重要，爸爸還是媽媽。我認為創作影片既需要爸爸——編劇，也需要媽媽——導演。”他在各種場合呼籲社會對編劇給予應有的尊重。他的行動深得編劇們的讚賞，他們私下向他握手道謝，但沒有一個編劇公開站出來支援他。他們不敢得罪導演，擔心一旦得罪導演，導演便不會選用他們的指令碼了。面對強大的導演營壘，卡普列爾孤軍作戰，寡不敵眾，敗下陣來，影片字幕仍不署編劇名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影片上打出編劇名字的傳統逐漸恢復，編劇的勞動終於得到承認。蘇聯影片字幕上列印編劇的名字是同卡普列爾的鬥爭分不開的。

1966年卡普列爾應蘇聯國家電視臺邀請，擔任電視節目“電影叢談”主持人。“電影叢談”包括新影片介紹；同國內外演員、導演、編劇交談；介紹電影檔案資料；對觀眾感興趣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從此卡普列爾又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廣大電視觀眾喜愛的明星。觀眾所以喜歡他，因為他從不說空話、套話，只說真話。但觀眾喜愛並不等於領導滿意，卡普列爾一到電視臺便在節目播放的形式上同臺領導人發生激烈衝突。卡普列爾堅持有權參與編排節目、邀請嘉賓，談論人們關心的問題。懾於卡普列爾的威望，電視臺只好讓步，這樣蘇聯廣大電視觀眾才能在銀屏上看到鬢髮蒼白的心愛的劇作家，傾聽他沁人肺腑的話語。

不久，電視臺感到觀眾太愛收看他的節目，致使對其他節目失去興趣，決定停止他的節目。卡普列爾便向蘇聯電視委員會主席拉平遞交辭呈。他把辭呈往拉平桌上一放，掉頭就走，並把門“砰”地一聲帶上。於是拉平解除他主持人的職務，並銷燬他所主持的節目的全部錄相。卡普列爾在觀眾的視野中從此消失了，直到他1978年去世，報刊、電視上再也沒有他的訊息。

（原載《博覽群書》1995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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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去遠離莫斯科的……勞改營——從《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到《車廂》（1）

蘇聯作家阿扎耶夫的長篇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在《新世界》雜誌發表後，在蘇聯引起轟動，並獲當年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1950年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根據小說拍攝成同名影片，1954年又被蘇聯著名作曲家捷爾任斯基改編成歌劇。作者阿扎耶夫也從遠東一名科技人員一躍而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書記。小說1954年譯成中文，在中國同樣引起熱烈反響。20世紀50年代青年知識分子哪一個沒讀過這本小說？何止他們，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