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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就可以無顧忌地顯示其威嚴，除了利益需要，也是為精神滿足。久而久之，他們的精力和心力，便不再用於增長真正的才幹，不再用於真正符合民眾利益的建樹，而是去用於如何精通如何迎合上司的心理。

自以為懷有經天緯地之才的文人，一直懷有一個美好的嚮往：遇上伯樂。他們也許並沒有細想過這些問題：

一是究竟有幾個真有慧眼識　“千里馬”的“伯樂”？

二是有伯樂慧眼的，是不是就一定也有愛惜良馬之心？龐涓識孫臏之才，則是妒嫉和陷害孫臏；曹操識楊修之才，卻要忌而殺之，這說明，單有慧眼無愛才之心，對人才危害更大。

三是又有誰來識別真正的“伯樂”？誰能給“伯樂”以選定千里馬的權力？伯樂被任用、授權，還需有“超伯樂”。誰當“超伯樂”？被稱為伯樂的孫陽，是因受到楚王賞識，才有權力有機會施展才能。封建君主都會像楚王那樣識別和任用真正的伯樂嗎？

所以無論千里馬還是“伯樂”，都必須先抬頭仰望上司，因而“伯樂”也難免要生攀附之念，也會喪失部分本性而異化而帶有牽牛花的品性。

即使真正被稱為伯樂的孫陽和他所選的千里馬，也都是為楚王所用，與大眾利益無干。這種選拔機制，不僅真正的優秀人才要能脫穎而出極為艱難，選出了人才也難堅持為黎民辦事。封建社會官員是終身職業，也就是“終身制”，他們必須死死攀住上司，一旦失去官職，便幾乎無能力再在別的方面顯示自己的價值，大多要被公眾冷落。

有牽牛花品性的人，至今為數仍不少，不僅官場，文化界、商界、實業界都有。我不知有哪個界別完全沒有。難怪中國共產黨中央多次強調要廢除幹部終身制。關鍵在於如何才能真正廢除終身制。對於究竟怎樣是終身制，似乎一直設有明確的具體標準，概念一直比較模糊。一個人從學校一畢業就進機關當幹部，升科長、處長、局長，到五十五歲或六十歲卸職退居二線或退休，終身以當幹部為業、謀生，這難道不是終身制？打破終身制難道就是規定年齡退二線或退休，僅是限制任職到生命終止？其實真正應該包括的是你當了幾年幹部當得不夠出色，就該離幹部隊伍去幹別的行當，不能一直賴在幹部隊伍裡，應當是鐵打的機關流水的幹部，不斷篩選、淘汰。真要廢除終身制，就得變由上而下為由下而上，實行幹部任用的*制，由人民群眾選擇自己信任的能直立的“成材木”。被人民*推舉出來的人選，才能真正以“執政為民”為宗旨，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的監督，否則會遭到人民的罷免。當幹部還不僅僅是要能上能下，世界上先進國家的幹部任用制度，便是“能此能彼”，擔任行政職務者都不以當官為終身職業，另有自己立身的專業才能，任期滿了不當幹部，也能當貨真價實的教授、醫生、工程師、農藝師、律師……以專業才能為社會做貢獻創業績。這種幹部才能不仰上司鼻息，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人民公僕。近幾年我們在幹部選拔任用方面正不斷採取措施，譬如提拔任用幹部公示徵求意見制度，在向儘量體現民意的方向努力。但公示制是否就真正能按民意決定，至今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傾向，是否有明顯進展？仍有待審察。我們應當期待建立和完備一個新的、科學的、*的、幹部選拔制度。我們也應當有充分信心，因為*畢竟是當今人類群體生存的最合理方式，也是當代世界的主流！

新“長衫主顧”和“短衣幫”（1）

這些年常有親友為子女工作找我幫忙，認為我在當地有點知名度，會有面子。不久前又有好友的孩子大學畢業，要找工作沒門沒路，病急亂投醫，來找我。我非常為難，每逢這事頭皮便發麻。其實這個時代，哪還多少人把你這丁點虛名當回事。

近幾年，畢業生出路出現了一種怪現象，一方面，高校畢業生就業越來越難，有的大學本科畢業兩年未能求得就業崗位，大專院校畢業成“滯銷商品”；而另一方面，技校生卻供不應求，例如有個民營企業主，生產出口的軸承，設計達到外商供貨要求而製造工藝過不了關，要招用一線生產的技術工卻難尋覓，有崗位無人能上。教育片面追求升學率，我們的社會選擇和錄用人才過於強調學歷，是造成這一失衡局面的主要原因。

20世紀50代年後期，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技工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在學生和家長頭腦中沒有高下，我初中畢業時，有位同學錄取在南京二九二技工學校，很受人羨慕，那時錄取技工學校也是成績較優秀的學生。“*”結束之後這二十多年，我們的政策規定，中專畢業就算有學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