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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從日本京都飛來的慧子還有一箇中文名字,叫慧玲。因為這個特殊的記號,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知道自己的生身父親是中國人、叫羅大中,住在美國西部的加利弗尼亞州。想到平生第一次要和父親見面,慧玲一路都合不上眼。當年母親離開美國回到日本的時候,慧玲還沒有出生,只是個懷了三個月的胎兒。
那是1949年的春天。
慧玲不知道母親初到日本的日子是怎麼過來的。沒有工作、物資奇缺。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日本成了盟軍的代工生產基地和物資供應站,就業問題一下子發展到另一個極端。許多家庭從沒有工作一夜之間變成工作太多、常常幹到半夜都幹不完。這種情況延續了很多年。那時候,好像整個國家都在不停的趕著製造一部天大的機器、各家各戶都在為這個機器加工著永遠也加工不完的零件。慧玲經常想,如果父親在、家裡的境況可能大不一樣。母親也許用不著幹那麼多本來應該男人乾的事。終於有一天,母親病倒在床上。也許太累了,她一連躺了一個月。慧玲也偷偷地哭了一個月。每次擦乾眼淚、她都非常小心地睜開眼睛,希望看到想象中的父親正出現在街巷轉彎的地方。邁著大步向家裡走來,一邊走還一邊招手。然而每次都讓她失望。父親為什麼不回來?難道她根本沒有父親?
看到慧玲臉上沒有擦乾得淚痕,母親開始講起父親和他生活的地方。記得每次接到父親來信的時候,母親都要講一段關於父親的故事。這些故事串聯起來,慢慢構成了一個可親可敬的生動形象:一位了不起的數學家,他有著一顆孤獨的心,心中還珍藏著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父親出生在上海一個成功商人的家庭,他從小受到良好的音樂薰陶。15歲的時候小提琴就拉的很出色,受到當時上海工部局管弦樂團指揮梅百器的誇獎。經常受邀觀摩樂團的排練。有一次;樂團的第二小提琴手生病,一連幾天不能起床。急得梅百器不停的用指揮棒敲自己的腦袋。有人想起了父親。可是沒有人想到,從來沒上過臺的父親居然一次排練成功。那次演出的、正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名作《新大陸交響曲》。梅百器當時非常高興。事後,他對父親說,好好學習音樂,將來一定會成為中國最出色的小提琴手。他不知道,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父親的興趣已經不再是第一小提琴手的寶座,而是梅百器手裡的指揮棒。他覺著任何一件樂器所能產生的效果都太單純,只有整個樂團幾十件樂器的協同音效才能起到激盪人心的強力效果。他的理想是當一個樂團指揮。可惜的是,父親最終沒有能夠實現他的理想,卻無意中成就了另一位天才指揮家、慧玲同父異母的舅舅高天朔。
高天朔比父親小2歲,同是一位提琴老師的學生。他的父母當時是住在上海的日本僑民。學小提琴是父母的意思,高天朔並不喜歡、學起來顯得愚鈍。老師教得不耐煩的時候,父親就義務擔當起輔導的責任。所以父親實際上既是師兄、又當師傅。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蠻橫無理的對華政策不可避免地殃及本國僑民的形象。連小小的高天朔也免不了讓孩子們攔截在回家的路上,被推來搡去、直到掉眼淚為止。有一回被父親撞見了,就把他領到上海工部局管弦樂團排練場暫避風頭。沒想到高天朔一看見梅百器指揮樂團的瀟灑氣度就不想走了。不久,高天朔就跟著父母去了美國。父親和高天朔之間從此隔著太平洋,兩個人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大陸上憧憬著當指揮家叱詫舞臺風雲的夢想。
1937年,日本的擴張野心延伸到上海、威脅南京。父親一家只好在硝煙中背井離鄉、移居重慶。不久,日軍開始對重慶實行掃蕩式大轟炸。不分居民、軍事設施,都成了日軍撒野的目標。一個淒冷的夜晚,幾十架日機突然出現在重慶上空。在警報和飛機俯衝慘烈的呼嘯聲中,無數顆炸彈向手無寸鐵的居民砸下來。沉悶、震耳的爆炸聲響成一片。一顆炸彈正好落在父親家的院牆上,震倒了小樓的一角。父親一家都倒在血泊裡。轟炸結束後,救護員發現了被自己父母用身體和生命保護著的父親。只見他兩隻手緊緊地捂著耳朵。雖然活了下來,可是從那天以後,父親很長時間都聽不到聲音。他一氣之下把小提琴摔在地上。無論木片破碎、琴絃振顫的聲音如何撕心裂肺,父親都只能用一雙淚眼把那活生生的一幕當成無聲電影來看。
後來,父親受到幾位親戚的照料、漂洋過海來到美國。雖然聽力慢慢恢復、在助聽器的幫助下完成學業、取得數學博士學位,但是他心裡明白、當指揮家的願望已經成了一個永久的夢想。只有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父親的夢想才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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