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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做出這樣一件可怕的事情？我是一個壞小孩嗎？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我的父母也認為不是這樣的。那麼一個好孩子怎麼會做出這樣的壞事呢？即使鄰家小孩說這所房子是廢棄的，為什麼我和夥伴都沒有看見有人居住的明顯跡象呢？我的夥伴在場並扔出了第一塊石頭，這有多重要呢？雖然那時我還不明白，但這些反思卻都觸及了許多經典的社會心理學問題，比如是否只有壞人才做壞事，社會形勢是否能強大到迫使好人做壞事，以及我們對事件的期望方式會阻礙我們看到事情的真相。幸運的是，我的破壞者生涯到這件事為止了。但這件事的確標誌著我開始對人們如何理解自己和這個社會性的世界這些基本問題著迷了。直到今天，我還在繼續探索這些問題。

蒂姆·威爾遜在密歇根大學的威廉斯學院和漢普學院完成了他的本科學業，並在密歇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作為弗吉尼亞大學現任謝雷爾·J·阿斯頓心理學教授，他發表了為數眾多的文章，這些文章涉及自我反省、態度改變、自我認識、情感預報和最近的一本書——《發現可適應的無意識——我們自己的陌生人》。他最近的研究得到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和國家心理健康學會（NationalInstituteforMentalHealth）的支援。他一直擔任《人格和社會心理學》雜誌的副主編，也是國家心理健康學會社會和團體過程評審委員會（SocialandGroupsProcessesReviewmittee）的成員。他兩次入選實驗社會心理學學會（Societyfor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執行委員會，也是美國心理學社團（AmericanPsychologicalSociety）和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社團（Societyfor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的成員。2009年，他被提名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成員。威爾遜在弗吉尼亞大學教授社會心理學導論課程已經有20多年了。他在2001年獲得了“全美大學傑出教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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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3）

羅賓·阿克特

我16歲那年秋季的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舊金山海灣的海濱散步。在我們談興正濃的時候，我回頭瞥了一眼，看見一艘帆船翻船了。我指給朋友看，她敷衍了幾句就繼續談話了。然而，在我們散步的同時，我一直注視著，發現兩個船員已經在海水裡了，還在堅守傾覆的帆船。我又對朋友說了些話，她卻回答說：“哦，他們會把帆船立起來的，別擔心。”

但是我很擔心。這是一個緊急事件嗎？我的朋友認為不是這樣。我不是船員，對航海一無所知。但我還是在想：“海水很冷，他們不能在水中待太長時間。”我記得當時感到非常迷惑和不確定。我應該怎樣做？我應該做些什麼嗎？他們真的需要幫助嗎？

在我們不遠處有一家餐館，它有一扇可以俯視海灣的大窗戶。我決定進去看看有沒有人做過與航海有關的事情。很多人在旁觀卻沒有人採取行動。這也讓我感到疑惑。我非常謙恭地請酒吧侍者去請求援助，但他只是聳了聳肩膀。我回到窗前看著海里的兩個小人。為什麼大家都如此漠不關心？難道是我瘋了嗎？

多年之後，我回想起當時我是多麼艱難地做出了後來我所做的事情——我要求借用侍者的電話。很幸運，在“9·11”事件之前的日子裡，我就知道海灣上有一個海岸救生站，我向電話接線員索要了電話號碼。當我聽見救生員嚴肅地對待我的訊息時，我鬆了一口氣。

這的確是一個緊急事件。我注視著海岸救生快艇迅速駛過海灣並從海水裡救出了兩個船員。那天我也許救了他們的命。這麼多年真正震撼我的是其他人的行為和它帶給我的感受。其他的旁觀者看上去漠不關心並且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他們的反應讓我懷疑自己並使我感到更難以下定決心採取行動。後來我在大學裡學習社會心理學時，我意識到那天在舊金山灣的海濱，我充分體驗到了“旁觀者效應”：其他表面上漠不關心的旁觀者在場，讓我很難判斷情況是否緊急，以及我是否有責任採取行動。

羅賓·阿克特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專業是心理學和社會學。她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了實驗社會心理學的博士學位。她現任韋爾茲利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她在從業初期就在那裡獲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