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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管理的專門機構“酒醋面局”職掌其事，設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約十餘員，經管酒面諸物，“與御酒房不相統轄”。［23］宦官中的很多人，性甚貪鄙，貪汙、盜竊，司空見慣。時人曾揭發：“酒醋面局，近以本衙門互相攻發，貪跡顯著。”［24］

在宦官的經濟活動中，涉及酒的，其勒索、受賄、貿易，都是值得注意的。

明朝派往各地負責鎮守或採辦的宦官，大部分都很貪酷。正德十六年（1521），何孟春（1474—1536）在《除革內官疏》中，曾抨擊宦官在雲南的種種科斂擾民狀，僅昆明縣，即“取酒米並捕獵及看草場並數珠等戶丁共二百七十九丁”。［25］崇禎時河北真定巡按李模，疏劾分守太監陳鎮，到處伸手，“即藁城一縣，勒送銀壺二把，金盤盞四副”。［26］至於受賄，則不勝列舉。有這樣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故事：兩個大臣侍講筵，皇帝請教了他倆很長時間後，說：“先生們甚勞”，命賜酒。太監拿出兩隻金酒杯，很大，杯中刻有“門下晚生某進”的字樣。此某不是別人，正是這兩個大臣，在拍大宦官馬屁時特意鑄造的，而這個宦官垮臺後，家產被抄一空，統統歸入皇家內庫中了。這兩個人模狗樣的講筵官，在此時此地見到自己的罪證，既慚愧，又害怕，趕忙叩頭告辭。［27］而在大宦官劉瑾（1451—1510）的抄家物資中，即有“金銀湯（按：應系酒之誤）盅五百”。［28］雖然比起他被沒收的“金二十四萬錠，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29］等令人驚詫的鉅額貪汙、受賄的財富來說，只能說是小意思。但對平民百姓來說，即使是做夢，也不敢奢望擁有如此多的金銀酒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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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酒與皇帝（3）

明朝大約從成化年間起，宦官開始經商，正德時全面開鋪。大體上包括經管官店、監管皇店、販賣私鹽和其他物品、私開店房等。太監於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榷利”，［30］“科取擾害，人皆怨諮”。［31］宦官經營的官店，最著名的有寶和、和遠、順寧、福德、福吉、寶延等（按：均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帶），每年所販來的燒酒，即約有四萬簍之多，大麴約50萬塊，中曲約30萬塊，面曲約60萬塊，京城自造細曲約80萬塊，四直大麴約10萬塊。［32］顯然，他們經營的酒、曲數量，是相當可觀的。

在明朝後期激烈的政治鬥爭中，酒也成了特殊的工具。穆宗朱載垕（1536—1572）死後，大學士高拱（1521—1578）在內閣中大哭道：“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大宦官——集司禮監掌印、督特務機關東廠內外大權於一身的馮保聞訊後，立即在後妃前進譖。高拱被罷官後，馮保仍不罷休，必欲置高拱於死地，以徹底剷除這個政治上的老對手。他與張居正勾結起來，設下一個可怕的政治陷阱：收買被東廠關押的囚犯王大臣，在他的袖子裡放了一把刀，讓他誣告高拱對朝廷不滿，派他行刺皇帝。這是彌天大罪，如果一旦獄成，高拱將被千刀萬剮，並株連九族。但是，當錦衣都督朱希孝等對王大臣正式審訊、嚴刑逼供時，王大臣走投無路，大聲呼叫：“許我富貴，怎麼又拷打我？我在什麼地方認識高閣老！”朱希孝一聽，覺得此案實在是關係重大，牽涉馮保的陰謀詭計，哪裡還敢再審？楊博、葛守禮等大臣，都保高拱，力闢其冤，張居正迫於眾議，也不得不裝模作樣地批評馮保幾句。馮保見陰謀敗露，便殺人滅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33］生漆酒，不知是否即將生漆置於酒中製成？這是一種特製酒，看來除了用於害人外，不會有其他用處。

晚明宦官專權，特務橫行，冤獄林立。人們如果稍有不滿，議論一下國事，發一點牢騷，往往便會大禍臨頭，甚至慘遭殺害。魏忠賢把持朝政時，“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34］“而士大夫無一夕敢舒眉歡宴，坐談間無一語敢稍及時事”。［35］在這種鴉雀無聲、全國籠罩著一片恐怖的氣氛中，如果喝酒的人不小心，發牢騷、罵娘，便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這是生活在政治局面正常狀態下的人們所難以想象的。史載：“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魏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子（按：東廠及錦衣衛派出的特務）攝四人至忠賢所”，您猜結果怎樣？“即磔罵者”，罵魏忠賢的人被剝皮、碎割，其餘三人嚇得魂飛魄散！［36］還值得一提的是，東廠特務的酷刑，就叫“幹醡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