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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的官制實踐，就是明證。《周禮》記載，周朝除王公大臣之外，還有府、吏、胥、徒等，就是後來的差役，管的即是倉庫、文書、服役等事。而他們，正如《禮記》所說，是所謂“庶人在官者”，是有薪俸的。後來，更是如此了。錢從哪兒來？朝廷拿不出這一筆開銷，只能還用老辦法：以天下之力，辦天下之事。免役不能免錢，也包括那些豪門大戶。不然，怎麼能達到抑制兼併的目的？可要這些從來不出血的人出血，他們不可能不反對！而他們，又有的是能量！所以，這事非得比其他事更慎重，才成。

惠卿一聽，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大人說得對。不比其他，這是專為那些無錢無勢的弱者立法，裁損的則是仕宦兼併之家的利益，他們反對起來，也一定更加拼命。不過，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只要事情做得細密，就不會有大問題。”

安石點頭贊成：“對。條例司先拿個意見出來，皇上批准之後，再發向各地廣泛徵求意見。下一步，再看。”

很快，條例司就拿出了意見。主要有兩條：一是以僱役代替差役，二是籌措資金。籌錢的原則，除了官家掌握的酒務、稅務、場坊等錢，還有一條：服役的固然得出錢免役，原來不服役的也要出錢助役——包括坊郭戶、官戶等。

徵求意見的時候，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什麼反應。做官的人，誰也不願多事不說，關鍵是還要自己出血！不是傻瓜，誰會熱心？反對的倒是很積極。在條例司內部，蘇轍先就反對開了。他的邏輯很簡單：就像做官不能不用讀書人，服役不能不用鄉下農民。僱役淨用浮浪無根的人，掌財肯定作奸自盜，捉賊必然放虎歸山。至於要當官的人家也出錢僱役，那更不像話了：免役免了這麼多年的官戶，怎麼能一句話又要他們變相服役？那麼一來，官民平起平坐，不是壞了規矩嗎？

他的老哥蘇軾，也一樣反對。後來，他在上神宗的萬言書中，說得比他老弟更流暢：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然間或有用其他東西代替的，終歸不是長久通用的辦法。至於理由，也大同小異，不過說得更氣盛一些罷了。

連司馬光也來湊熱鬧，在給安石的信中一反常態，說什麼徭役自古都出自老百姓，只有您王介甫別出心裁，要聚斂民財，而花錢僱役！他似乎完全忘了，不過幾年之前，他也是個主張斂財僱役的人，與介甫正是“同心同德”呢！

大宋遺事　第九十三回（1）

官利民利原非一利

勢異心異難好兩頭

除了不多的幾個人大唱反調，條例司徵求意見，到底，連個泡沫幾乎都沒有激起來！因為事情已劃歸司農寺，改判司農寺的呂惠卿，便專門向皇上上了個摺子。各級官員為什麼冷淡役事改革？摺子先就毫不隱諱地分析了原因：役法改革，只對鄉下愚蠢、不能自訴自達的窮苦百姓有利，卻要損害仕宦兼併、能左右輿論的豪右之家的利益，他們當然不會熱心。此外，一旦形成法制，州縣官吏再想靠服役舞弊作奸，魚肉百姓，就沒那麼容易了，他們又怎能積極？除不積極，還要築室道謀，大唱反調！那麼，對應之策是什麼呢？惠卿建議，不如由司農寺拿出條款，通知相關部門，選那麼一兩個州先做起來，得到經驗，再逐步推廣。既然地方官員大多麻木不仁，也只能這樣了。神宗與安石他們商議之後，決定先在京畿試點。

剛剛議決，還沒開始施行，惠卿就離職守喪了。司農寺不是改由曾布主管了嗎？因為職多事繁，得另外補一個人。補誰呢？斟酌的結果，補了一個叫鄧綰鄧文約的，讓他與曾布一起主管司農。

這鄧綰鄧文約，也是最近閃現的一顆新星。說是新星，卻也是個老官了，不過因為風雲際會，陡然浮出前臺而已。他與曾鞏、曾布、蘇軾、蘇轍、章惇、張琥等都是同年進士，而且，禮部考試考的還是第一名。能超出這些人而名列第一，會是等閒之輩嗎？

鄧綰原籍成都府雙流縣，也是個南方人。中進士後，大體做的都是地方官。入京之前的最後官職，是寧州通判。因為始終在地方上為官，熟悉時事，人又不笨，新法剛一開始，他就奮起擁戴了。先是上書朝廷，說大宋建國百年，百官習安玩治，非變法更化，不足以興國自存，並且一連提了許多具體建議。變法遭遇反對，他又旗幟鮮明地站出來，上書為新法搖旗吶喊，說皇上有像伊尹、呂尚一樣賢德有才的大臣輔助，應當好好珍惜。青苗、免役等法都是大好事，老百姓無不歡呼擁護，感謝聖恩。寧州如此，一路、一國自然不會大錯。既是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