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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些相應的對策。人不同，對策也不同：有消極的，也有積極的。

趙州一州落了僧籍的，就有上千人。有人建議，除非剃了發真正光頭，且人也住在廟裡，才算和尚，可以免役，帶髮修行的居士，一律不算佛家子弟，仍然必須服役。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然是消極的。

積極的，也有種種不同。

慶曆新政，第八條撤併州縣，就是衝著這減少役事來的。雖然積極，可只廢了少數幾個縣，還沒到州，就被攻擊中止了。

韓琦做州官時，也想到一個辦法，罷去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似乎是對無法撤併州縣的一種補充。原來，衙前因為擔任者不同，也有幾種區別。以將吏做衙前的，叫衙前將吏；長期做衙前的，叫長名衙前。差派的：里正做衙前，是里正衙前；鄉村富戶做衙前，是鄉戶衙前。應募自願做衙前的，則為投名衙前，等等。照韓琦的設想，先是確定名額：各地以現有里正衙前人數為準，再不許突破。然後，根據五等戶的財產劃分，讓最富的一等戶來充任衙前，不叫里正來當了。再就是一州之內，各縣可以互相調劑：人口、富戶多的，出役戶多的縣份，可以支援人口、富戶少的縣，讓服役的人異地當差。這樣，因地方不同，差役苦勞不均的現象，就可以多少緩解一些了。最後一條，是讓戶長代替里正催繳稅賦，三年一替。雖不失為一種辦法，不過轉嫁了禍水而已：衙前的苦難，由里正轉給了鄉村富戶；催錢糧的苦差，也由里正轉給了戶長。而且，異縣當差，更增加了當差人的負擔。這樣的辦法，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哪裡能算真正解決問題？

韓絳與蔡襄另有一種解決辦法：將衙前任務的多少輕重，與當地民戶財產的實情，結合起來，分等差派。假如第一等重活有十件，要用十個人，就排出一百家上等富戶，讓他們輪番去做。二等難事五件，合用五人，就選財產稍遜一點的二等人戶五十家輪流，也是十次一輪。餘者，依此類推。輪番的多少，有了一定之規，負擔輕了，但服役的性質，依然沒有改變。

再有，就是設法補助衙前重役了。衙前的事情，根據困難程度原被分為三級，即：重、難、積勞差次等三種。為了減輕應役者的負擔，州縣往往將官有的渡口、酒務、稅務等專營權，經拍賣後讓應役者經營。這對有經濟實力的富戶來說，不失為一件好事。但沒有經濟實力的人家，就是好不容易得到經營權，因為各種錯綜複雜的情勢，也未必能賺到錢，有時還不免蝕本。漸漸，許多應役人家，對取得這些地方的經營權，再不感興趣了。怎麼辦呢？明州一個知州，奏明朝廷，將這些地方統統重新收為官營，再將賺得的錢或僱傭差人，或給當差的一些補助。這比分文不給，白要人當差，自然是進了一步。

也還真有人提出花錢僱人服役的。真宗時就有了。仁宗皇祐年間，荊湖南路轉運使也曾讓人出錢免役，再由官府拿這錢去僱人服役。可是，一來，有些地方百姓出了免役錢還得照樣服役；二來，有些地方為了多得免役錢，不惜掊克百姓，漫天收錢。這僱役的事，漸漸也就了了。只是江浙一帶，還不絕如縷，陸續有州縣實行僱役。主張的，也不乏其人。司馬光在嘉祐年間上的《論財利疏》，不就說過衙前重、難差役，應當花錢僱人來做，農民只該做些輕微差事嗎？他甚至還建議，該讓城裡人也承擔一部分差役。

大宋遺事　第九十二回（4）

可所有這些努力，都沒能解決問題，差役的弊病倒越演越烈了。神宗皇帝一接位，做了三司使的韓絳，除了財政匱乏，第二個問題談的就是差役。神宗做皇子時，先已不無所聞；登基之後，也聽人彙報過。內藏庫官員說的一件事，尤其讓他震驚：南方有個里正衙前，千里迢迢送七錢金子到內藏庫，受到官吏勒索不說，因為沒有回去的路費，硬是在京城流浪了好幾年，才僥倖回家了！有了這個基礎，再聽韓絳一說，如何能不關心？朝廷很快就下詔，正式將差役單獨作為一個問題，列了出來，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尋求解決辦法。

到安石進京，他關心的農業三件事，第一去其疾苦，就是專指役事而言。役事不僅關係百姓的疾苦，也同樣與抑制兼併、便趣農有關。這道理不難明白：沒有差役糾纏，農民能全身心地投入農業生產；沒有差役苦難，小民又何至於投靠豪門大戶尋求庇護，叫兼併的雪球越滾越大？三件大事，列為第一，正是理所當然。他一參政，當然要首先考慮差役。條例司派人下去巡視，差役不就是主要內容之一嗎？

他的想法，是出錢僱役。除了現實的認知，也有古代的根據：古代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