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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露面已經三個星期了。”

格明斯基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拿起一把房門鑰匙。“你想該怎麼辦？”他問胡滕。

“我們要逮住她嗎？”胡滕問他。

“這可不容易，”斯旺克說道。“她可能有槍，會傷人。”

“她是個嚇壞了的孩子。”格明斯基說道。“她是老百姓，不是黑道中人。我們不能隨便到馬路上去抓老百姓。”

“那她就活不長了。”斯旺克說道。

“你怎麼去逮她？”格明期基問道。

“有幾個辦法，”胡滕回答。“在街上抓住她，或者到她的房間去。如果我馬上離開這裡，不消十分鐘我就可以進入她的房間，沒有太大的困難。她不是專門幹這一行的。”

格明斯基在房間裡慢謾踱來踱去，大家都看著他。他看了一眼手錶。“我不贊成去抓她。讓她睡上四小時，到6點鐘跟她會面。如果你們能夠說服我需要逮住她，我也可以讓你去幹。好嗎？”

他們點頭服從。

酒起了作用。她在椅子上打瞌睡，於是便上床去沉沉入睡。電話響起。床罩掛到地板上去了，她的兩隻腳在枕頭上。電話響著，眼皮粘連在一起。腦子完全麻木，失落在夢鄉里了，但是腦子深處的某一個深穴中還有點起作用的東西，告訴她電話在響著。

她的眼睛張開了，但是看不見東西。太陽已經升高，燈光亮著，她看著電話機。不對，她沒有吩咐過打電話喚醒她。這一點她想了一秒鐘，然後便很清楚了。不是喚醒電話。她坐在床沿，聽著電話響。五次、十次、十五次、二十次。它還不停。可能號碼錯了，但是錯號響二十次就停。

這不是錯號。迷迷糊糊的腦子開始清楚了，她移近電話。除了登記處的職員或者負責送飯到房的人，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在這個房間。她打電話要過食物，沒有打過別的電話。

電話聲停了。好，是錯號。她走到浴室，它又響了。她數著。響了第十四次後，她拿起聽筒。“喂。”

“達比，我是加文·維爾希克。你沒事嗎？”

她在床沿坐下。“你怎麼知道電話號碼的？”

“我們有辦法。聽我說，你——”

“等一下，加文，等一下。讓我想想。信用卡，對嗎？”

“對啦。信用卡，紙上的線索。聯邦調查局的人，達比，是有辦法的。這不是大難事。”

“那麼他們也辦得到。”

“我想是的。住小旅館付現鈔才行。”

她的心頭一沉，翻倒在床上。這麼回事。不困難。紙上的線索。她可能被他們根據紙上的線索殺掉。

“達比，你還在聽電話嗎？”

“是的。”她看看門上鍊條是不是插上。“是的，我在聽。”

“你安全嗎？”

“我想是的。”

“我們知道一些情況。明天三點鐘在校園開追悼會，接著在市內進行葬禮。我和他的兄弟談過，他們家人要我參加抬靈柩。今天晚上我就到那裡。我想我們應該會面。”

“為什麼我們應該會面？”

“你必須相信我，達比。你的性命危在旦夕，你必須聽我的話。”

“你們一夥人想幹什麼？”

停頓一下。“你是什麼意思？”

“沃伊爾斯局長怎麼說？”

“我還沒有跟他談話。”

“這是怎麼回事，加文？”

“我們眼前還沒有采取行動。”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加文？說給我聽聽。”

“因此我們需要會面。我不想在電話裡談這個。”

“我們在電話裡交談非常方便，你現在能夠做的就是這個。我們就這麼著吧，加文。”

“你為什麼不信任我？”他覺得很委屈。

“我要掛掉電話了，好吧。我不歡喜那樣。如果你們一夥人知道我在哪兒，那麼說不定走廊裡也有人在等我。”

“別胡說，達比。你該用腦子想一想。我知道你的房間號碼已經一個小時，除了給你電話什麼也沒幹。我們是在你的一邊，我發誓。”

她考慮了一下。有道理。但是他們這麼容易就找到她了。“我在聽著。你還沒有跟局長談，聯邦調查局又不採取行動，這都為了什麼？”

“我不很清楚。他昨天決定不要查究鵜鶘案卷。還發出指示把它擱在一邊。我能夠告訴你的就是這些。”

“實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