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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麥克道爾，61歲，現在是最高法院的最年輕成員，站在窗下，吸著菸斗，觀看來來去去的車子，要說最高法院裡誰是詹森的朋友，那就要數麥克道爾。弗萊徹·科爾跟魯尼恩說過總統不僅要出席詹森的喪禮並且還要宣讀悼詞。裡間辦公室裡沒有一個人贊成總統致詞。院長請麥克道爾準備說幾句話。麥克道爾一向不喜歡出頭露面，規避講話，此時一隻手捻弄領結，盡力想象他的朋友在樓廳裡被一條繩子套住脖子的模樣。真是太可怕了，叫人想都不敢想。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傑出同事中的一員，九人中的一人，偷偷跑到那麼個地方，觀看那樣的影片，落得這般駭人聽聞的下場。可悲啊，難堪啊。他反顧自身，想到他一個人站在教堂人群的前邊，面對詹森的老母和兄妹，而又明知人人頭腦裡想的是蒙特羅斯戲院。他們都要悄悄相互問詢：“你知道他是同性戀嗎？”就麥克道爾而言，他既不知情也不曾起過疑心。他不想在喪儀上講話。

本·瑟羅法官，68歲，他關心安葬死者遠不如關心抓住兇手。他早年是明尼蘇達州的聯邦檢察官，按他的理論，嫌疑犯分為兩類：為了仇恨或復仇而下手和謀求影響未來的決定而下手。他已經指示他的助手立即進行研究。

瑟羅在房間裡踱來踱去。“我們有27名助手和7名法官，”他說給大家聽，而不是說給哪一個人聽。“老實說，未來幾個星期裡我們是幹不成什麼事的，一切決定都要等到法官完全足額之後才能表決。那得要幾個月時間。我提議把我們的助手都投入到解決殺人兇案中去。”

“我們又不是警察，”曼寧不緊不慢地說。

“我們難道不能至少等到葬禮之後再來扮演警察嗎？”麥克道爾說道，沒有從視窗轉過身來。

瑟羅也不理會他們，一如往常。“我來指導調查工作。你們把助手借給我兩個星期，我相信我們能夠排得出一份人數不多的實實在在的名單。”

“聯邦調查局本事大著吶，本，”院長說：“他們可沒有向我們求助。”

“我看還是少談聯邦調查局的好，”瑟羅說道。“我們可以哭喪著臉在這兒誌哀兩個星期，也可以著手破案揪出這些狗孃養的。”

“你有什麼把握能夠破這個案子？”曼寧問他。

“我並不是有把握能夠破案，但是我覺得值得一試。我們的同事慘遭謀害，一定是有原因的，而這原因一定和某個案件或某個問題直接有關，也許是我們最高法院已經判決的案件或作出決定的問題，也許是我們正在受理的案件或問題。每一個人都可能為了某種原因而恨我們。但是，如果這不是為了報復或出於仇恨，那麼，也許是有人為了一項未來的決定而需要一個不同的最高法院。那就是此案的奧妙之所在。殺死亞伯和格倫的人是因為他們二位對某一個案件的投票，也許今年，也許明年，也許今後五年。這個人是誰呢？我要助手們把下面11個巡迴上訴法院中的待決案件一個個都調上來。”

麥克道爾法官連忙搖頭。“你瞧，本。一共有五千多個案子，其中的一小部分最後會來到我們這裡。這豈不是無的放矢？”

曼寧也同樣不以為然。“請聽我說，同事們。我和亞伯·羅森堡共事了31年，我自己就常常恨不得一槍把他打死，但是我也把他當作一個可愛的老大哥。他的自由派思想在60年代和70年代是普遍被接受的，但是到80年代就顯得陳舊了，如今到了90年代就受牴觸。他成了我們國家裡一切錯失的象徵。我相信他是被一個激進的右翼仇恨派別殺死的，這是一個報復行動，本。簡單明瞭。”

“那麼格倫呢？”瑟羅問道。

“當然我們的朋友有反常的不良癖性。外面一定有傳聞，他就成了那種派別的一個明顯的目標。他們恨同性戀，本。”

本還在踱來踱去，聽不進他們的話。“他們恨我們全體，如果他出於仇恨而殺人，那麼警察會逮住他們的。但是，如果他們為了左右最高法院而殺人呢？如果某一個派別利用這個動亂和暴力的時機消除了我們當中的兩個人，從而改組最高法院呢？我想這是大有可能的。”

院長清了清喉嚨。“我想還是要等到他們下葬以後，或者骨灰撤掉了以後再作考慮。我不是說不可以，本，不過得再等幾天，得等到局面安定以後。我們大家現在都驚魂未定呢。”

瑟羅說聲“早走一步”便出了房間。他的保鏢尾隨他走下長廊。

曼寧法官拄著手杖站著，對著院長說話。“我可去不了普羅維登斯。我不能坐飛機，也不能出席喪禮。我自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