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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承擔。聽母親說，弟弟的鼻孔裡有血，是嗆死的。多少年都過去了，在夢裡，我仍然拒絕接受這個事實，仍然要反駁，找出他還活著的種種理由。那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負罪感，也不光是因為害怕，可能起作用的還有倔強的，不肯認同死亡的生命力吧。

有我的作品裡頭，是沒有消極，頹廢和死亡的位置的。我自認為我的作品是生命之歌。由於與生俱來的極度的恐懼，我才選擇了這種死亡演習的寫作。我的每篇作品裡頭都有死神，也有那些決不放棄，決不低頭的怪人或奇異的小動物，他們身上凝聚著千年不死的東西。這兩方面的爭鬥一直在花樣翻新。我不要聽那爆竹的一聲巨響，我也不要看親人的殘骸，即使聽到了，看到了，我也要將它們排除出我的記憶。我決不讓它們來主宰我的生活。時間一長，不要看不要聽的東西便被物件化了，以越來越猙獰的面貌出現。所以我的每一篇小說都是危機四伏，它們那催命的鼓點越敲越緊，但表演的，不是死神的戰勝，而是生的希望和生的光榮。

我的眼前有一個捂著雙耳飛奔的長腿的小姑娘，她的步伐那麼急促而野性。那個時候，她一點也沒有料到她會要將這種行為藝術一直扮演到死，她只是出於強烈的本能一次次地演出，在她後面追趕的，是她永遠都不能接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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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的藝術

同我的書卷氣相比，我的讀者更能感到我作品中那種濃厚的生活氣息，那甚至是來自社會底層的生活氣息。我想，這大概是因為30歲以前，我一直生活在　社會的底層吧。所以現在，儘管我探索的問題非常艱深，儘管我的所有小說都可以歸結到人的本質或抽象的人性上去，我的故事和敘說依然帶有濃郁的社會底層的氣味。這，恐怕永遠都改不了了。30歲，性格已成形，世界觀也已基本確定，這些鑄就了我的基本的文風。和某些人的看法相反，我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入世的人，而且從未哪怕一刻有過出世的念頭。我同世俗、同社會的矛盾是一個永恆的矛盾，一種從迷惑、痛苦、徘徊到冷靜、堅定的爭鬥過程。我的作品大部分描寫的就是這個矛盾，這個過程。所以，我又怎麼能夠出家，怎麼能拋棄這令我魂牽夢縈的一切呢？

從小我就是個矛盾體，既孤獨又不孤獨，我同這世俗的世界有著很深的計較——所謂的恩怨情仇。老師在講臺上指著幾個搗亂鬼的鼻子說：“你們這些人，家裡祖祖輩輩都沒有受過苦。”我便將這句話記在日記本上，後來還記了一輩子。一般來說，家庭關係也好，玩伴之間也好，都不喜歡“較真”。說過的話就說過了，過一會兒就忘記了。所以雖然吵吵鬧鬧不斷，卻很少看到有真正的決裂。可我卻不是這樣，我常常同人決裂，動不動就較真，而自己的行為舉止又並非無可挑剔。這能說明什麼呢，只能說明我乖張，並且是極端入世的乖張。對於我來說，最大的快樂就是同自己喜歡的夥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動不動與他們鬧翻，鬧翻了又難以和好，於是我就長期處於交流的飢渴之中。

我的青年時代深深地捲入世俗的矛盾，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際關係的焦慮中度過。我也曾反省過自己，企圖扭曲自己的個性，挽回一些敗局。但最終還是敗下陣來，成為了社會所不容的人。後來成了作家，又一次捲進社會生活的亂旋渦，又一次為社會所不容。回憶我同我們那裡的作家協會十多年的不友好關係，我常常問自己：為什麼不辭去這個官方給的職位呢？值得為此惹這麼多麻煩嗎？當然，他們發工資是一個原因，我需要錢。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則是，這種關係正好是我創作激情產生的根源。同世俗中人的明爭暗鬥越頻繁，不由自主的自我反省就越深入，越有力度。很少有人能知道這其中的奧妙的。那時，我聽說作家協會的領導說不想要我了（因為我不參加協會任何活動，難管理），也曾有過脫離的想法，但我從未打算主動回家，而是準備讓他們來“開除”。回想起來，那幾次差點被開除的遭遇所引起的心靈動盪，的確產生了我最重要的作品。什麼叫社會磨鍊人呢？這就是吧，雖然有點黑色幽默。

我的藝術感覺滲透於我在世俗中的每一件小事，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全盤否定世俗，“把生活變成藝術”。這種行為藝術導致了我的實驗小說的誕生。我的出世和超脫則是在於我的批判力——對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從童年時代起我就生活在平民階層，所以我的思維也具有強烈的平民特徵。士大夫那種飄逸文風同我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說我的每一觸角都是“界入”的。我在世俗的內面，千絲萬縷的聯絡使我無法動彈。這樣，如果我要起飛，就只能依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