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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腳上田”的建築隊伍，這些動作對他們意識觀念的轉化也具有極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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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筷子可撐船（1）

韋伯、余英時和梁漱溟等大學者之所以認為中國即使再獨自發展5000年也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來，其原因除了中央皇權對私有產權的侵犯和壓抑外，另一個重要障礙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家族倫理觀念。這種以血緣親疏為基礎的人倫關係，在地理空間上有一個對應的產物，就是地方主義。

血緣人倫和地方主義的觀念，對中國各種事情的影響到底有多大，誰也無法用“數目字”說得清楚。一生都與天、地、人相鬥的毛澤東，也曾感慨“條條專政”和“塊塊專政”的厲害。當然讓毛澤東大感頭痛的“條條”並不是有血緣關係的“家族藤條”，而是從中央直貫到地方的行政管理系統。不過在計劃體制的大家庭內，不同行政系統倒十分類似於同祖同宗的“家族藤條”，只是“身體髮膚的血緣”，換成了“行政上下關係的血緣”而已，兩者在精神上仍可說是同種同源的。

總之，中國人的“精神地貌”讓一個偉人都感到行走困難，尚且無法“鐵馬從容殺敵回”★，一個企業要在這樣的背景中展開分工和合作，其難度自不待言。所以中國各地的中小企業是否能夠做大、做強，發展成大企業，非常關鍵的一點就在於它們能否超越兩座大山——“血緣人倫的條條”和“地方主義的塊塊”，把市場半徑延伸開去。

作為一個鄉鎮企業，東陽三建的“吃飯地盤”，本來就在東陽一縣之內，最多也就是偶爾到鄰近的縣去“客串”一下，地區一級的金華市的市界絕對應該是他們市場半徑的終點了。鄉鎮企業被稱為社隊企業的時候，他們這一級別的企業的活動範圍，就基本是這樣被政府限定的。1984年之後這個“緊箍咒”雖然被擱置起來，但是傳統習俗和文化心理上的制約仍然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現實的障礙更是擺在眼前。

不過東陽三建與眾多的浙江鄉鎮企業一樣，即使在社隊企業時期，他們也顯然不是受“緊箍咒”制約的“悟空”，而是被壓在五指山之前、能夠上天下海、能夠翻筋斗雲的“齊天大聖”。也許是因為經歷過民國時期工商業文明洗禮的緣故，東陽三建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隊企業時期，其市場半徑就超出本縣、本市和本省。

早在1970年，16歲的樓忠福跟著當時的城關修建社到嘉興做建築小工，嘉興是浙江東北部一個地級市。其後城關修建社不僅走出東陽和金華，還走出浙江，到湖北、江西等省承接工程。1984年樓忠福出任經理前，城關修建公司在浙江的磐安、義烏、富陽、德清和江西、安徽、湖北都有業務開展，雖然業務量不大，但是涉足的地域範圍卻相當廣泛。

樓忠福在1984年底出任經理並承包經營後，東陽三建在市場領域的拓展上更是雄心勃勃。公司過去的活動範圍也不算小，但幾乎都是些偏遠落後的地方，而且常年都是東奔西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遊擊半徑”挺長，但市場佔有量不大。1984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心回到城市，全國上下都在大興土木，其形勢可就完全不同了。

樓忠福上任後，很快就提出“從游擊戰向陣地戰轉變”的戰略調整，並大膽地把“吃飯的筷子”伸進浙江建築市場最大的兩張“八仙桌”——省會杭州和第二大城市寧波。在新戰略思路的指導下，東陽三建一方面繼續鞏固東陽本土及周邊傳統領地，一方面用重點力量攻佔制高點杭州和最大的新興市場寧波。

樓忠福在1987年被評為金華市優秀共產黨員的時候，曾在發言中引劉邦的話說：“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在上世紀80年代的東陽三建，如果有韓信的話，堪稱韓信者則非公司副經理吳小偉莫屬了。他雖然也來自農村，但出身於見過世面的家庭，從小機敏老練，見多識廣。東陽三建能夠立足杭州市場，最初的局面就是吳小偉一手開創的。

1985年初吳小偉領命“攻佔”省會杭州，當時東陽三建在杭州一點根基都沒有，幾乎是一塊陌生、空白的市場。惟獨吳小偉1984年在那裡打過“遊擊”，所以樓忠福繼續讓他來領軍。這樣，吳小偉帶著200人的隊伍扎進杭州，租了兩間農民房作為據點展開戰鬥。他每天騎著腳踏車，東跑西闖，既管理工地的事情，又得去找資訊、接業務、建關係。杭州是省會，建築市場在高度、難度和質量方面的要求都要高於其他地方。一個三級鄉鎮建築企業在剛開始的時候很難取得市場信任，因此透過與國營大建築公司搞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