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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一年，那自由村上，居然佈置整齊，免不得原還有些頑固黨，阻撓百出，鼓弄風潮，卻是下流社會的人，用了黃繡球演說開導的法子，不論男女，都已相安；上流社會當中，一由於李太史、胡孝廉及各家女學生的父兄均能竭力要挽回地方惡俗，開通文明風氣；二由於本官施有功鎮定有為，凡事為紳士辦不到的，肯以官力幫助，官力不能強的，能夠有演說的從中勸導。但只辦事實心，任人專一，籌經費，不勒扣商賈，不浮加錢糧，這一半是官的賢能，一半也是功歸實際開銷不多，各人多不支薪工的原故。更好的，事事是講求維新，人人都養成國民，卻處處不沾染一點習氣，即如學生並不作東西洋裝，男女都不談外國宗教，演說會猶如說大書的場子，只把些道理參著談笑，叫上等社會聽了，沒有一句可以辯駁；下等愚蠢人聽了，很有新鮮趣味；便是那守舊不堪的人，他也無從指摘。又好在是內地地方，耳聞的沒有什麼激烈話，目睹的沒有什麼輕薄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先是官紳聯絡，後來官竟可以臥治。紳民當中有開通的，無不同心協力；有不肯開通的，也聽其自然。總之不弄那新學的形式，只講究義務精神，精神在乎各人自己奮發，義務也在乎各人自己承當，沒有什麼可挑剔、可反對的。大凡新學同舊學的衝突、官府同紳民的衝突、甚而至於新同新衝突、舊同舊衝突、官同官衝突、紳同紳衝突，都只壞在有形式，沒有精神，又壞在講**，不講共和。像這自由村上，自從得了施有功這官的夫婦，把黃通理夫婦的作用發達開來，真就花團錦簇，煥然一新，迥非前幾年的模樣。俗話說的“頭難頭難”，凡事初下手，無不吃力，只要難過了開頭，以後把守得住，沒有做不開的事情。人情少見多怪，若但嫌他怪得錯，不叫他見得多，自然他怪之不已，從怪的上頭，就鬧出多少話把戲來，弄不清楚。如今黃通理、黃繡球歷年做的事，都是慢慢的長人識見，把所有人家當作怪事的，一件件化為平淡，毫不露聲露色。譬如養幾十盤花，天天灌濯，自然開得香而且久，不是勉強烘出來的唐花，雖然好看，只隔得一夜，就枯的。這且不在話下。

卻說那施太太同黃繡球諸人，合了一群，也果然放去了腳。因在衙門裡出入不便，暗地移到城西女學堂同他女兒施小姐在一起，早晚跟著聽書聽講，只不出頭露面。施有功做官的宦囊不多，施太太卻自有些嫁資，歷來未用，拿出來卻用在這地方上了。地方上的人，也卻曉得這位官太太的好意，無不佩服。內中又有那些敗類秀才，說：“這位太太，做了官府的夫人，自身是個女流，反不見他施捨些到育嬰堂清節堂去，只在這男女學堂裡打混，終不過想我們讀書人加他一個好名氣。究竟像我們自從廢了八股之後，年紀是大了，沾不著什麼光，得不著什麼好處。他學堂越開得多，我們處蒙館的飯碗越弄得少。你看如今要買一本《百家姓》、《神童詩》都稀罕得很。雖然他出的主意、教的法子，不能說他不好，我覺得他同是一樣的用錢，何不也想出一條路，用些在我們身上？”

那些秀才正在這般議論，可可遇見了張先生，就重新同張先生說了一遍。張先生聽這議論，雖是立意胡塗，卻也明白好歹，便邀了這樣群秀才到一處坐下，說：“諸位講的，也很有理。在下是公門中人，曉得什麼？原不該同諸位辯駁。諸位恨的自己老大，學堂搶掉了蒙館的飯碗，獨不想諸位找著現在學堂課本，儘可仍舊授徒，何必定要那《百家姓》、《神童詩》？我看現出各種課本，並不深奧，怎樣會不及《百家姓》那些書呢？至於開學堂的功德，教成子弟，就譬如種成一塊熟田，年年收租，年年獲利，田是越多越好，子弟也是越教越好。諸位就算自己來不及，總有子弟在後頭，何不送進學堂去？三年五年，能夠成立，好比把田交給子弟種了，也自然有飯把父兄吃，不愁飢殺。這是講不長進的話。依愚見，諸位既是身列黌門，那有個除了《百家姓》、《神童詩》不會教蒙館的？若是一不教蒙館，二不叫子弟進如今的學堂，不但說己身從此受苦，就連子弟日後長成，能捧什麼飯碗呢？”那些秀才又道：“我們都是做慣八股文章，教了一二十年蒙童，直到近兩年來，才曉得教蒙童另有新法，然而遲了。看見如今的新出課本，也不是全然不懂，總不像百家姓神童詩順口，一時灰懶，散了一節的館，第二節就聚不起學生。書院又沒得考了，想起來，並不是我們自誤。我們這一輩的人，原都從八股得科甲成富貴的，落得運氣不好，久困青衫，到了老大時候，改不成刀，換不出圈套，上不能怨父母，下不能怪師友，只可恨是二百幾十年的風氣，害了我們。張先生替我們想想，豈不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