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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生性溫和，同他父親一樣，只不過年輕，血氣方剛，還不懂世故，可他父輩的老路又不能再走，出路也不知在哪裡？

不會逃嗎？

逃到哪裡去？他反問你。他逃不出這偌大的國家，離不開他領工資吃飯那蜂窩樣的機關大樓，他的城市居民戶口和按月領的糧票＊二十八斤＊，和油票＊一斤＊，和糖票＊半斤＊，和肉票＊一斤＊，和一年一度發的布票＊二十尺＊，和按工資比例購買手錶腳踏車或毛線等日用口叩的工業卷＊二．0五張＊，以及他的公民身分，都由他那個蜂窩裡配給。他這隻工蜂離開那蜂巢又能飛到哪裡去？他說他別無選擇，就是”只棲身在這蜂巢裡的蜂子，既然蜂窩染上瘋病，可不就相互攻擊，胡亂撲騰，他承認。

這胡亂撲騰就救得了命？你問。

可已經撲騰了呀，他當初能意識到，就不是蟲子了，他苦笑。

一隻會笑的蟲，多少有點怪異，你貼近端詳他。

怪異的是這世界，並非是寄生在這窩裡的蟲子，這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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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山海關，塞外早寒，上又趕上西北來的寒流！他在縣城租的那輛白日行車別說騎了，逆風中推著走都十分吃力。下午四點多鐘，天色已昏暗，才到了公社所在地，離他要去的村子還有二十里路。他索性在趕騾馬車的農民歇腳的一家大車鋪過夜，就兩根鹹得發苦的蘿蔔乾，嚼完了一碗硬得難以下嚥的高粱米飯，躺到葦箔編的蘆蓆鋪蓋的土炕上，佔了大半間屋躺得下七八個人的大統鋪他一人睡，這天氣鄉里沒人還趕車出遠門。也許是出示了首都來的介紹信的緣故，炕燒得特別熱。入夜越來越燙，跳蚤都該烤出油，他脫得只留條櫬褲還冒汗，起身坐到炕沿一味抽菸，尋思這亂世農村沒準還是個去處。

早起，北風依然挺緊，他把那輛加重可以馱貨的腳踏車留在大車店，頂風徒步走了快三個小時，總算找到那村子。挨家挨戶問有沒有姓某名誰在小學校教書的一個老女人？人都搖頭，小學校村裡倒有，就一個教員，還是男的，他老婆生娃娃，回家照看去了。

“學校裡還有人沒有一．”他問。

“都兩年多沒開過課啦，還有啥個學堂，生產隊作了倉庫—堆山芋蛋啦！”村裡人說。

他於是又問這生產大隊的書記，想找個負責人。

“老書記還少書記？”

他說總歸找個村裡管事的，當然還是老的好，情況想必更瞭解。人把他領到了一個老漢家。老頭咬住根竹杆銅頭的菸袋鍋，兩手正在辮藤條筐子，不等他說完來意，便嘟嘍道：

“俺不管，俺不管事啦—．”

他不得不說明是從北京專門來調查的，這才引起老漢的敬重，停下手中的活計，捏住菸袋鍋，眯起眼，露出＊嘴褐黑的牙，聽他把情況說明。

“噢，有的，有這人，梁老漢的婆娘！當過小學堂的老師，早病退啦，來人調查過，她男人唱皮影戲的，成分貧農，沒啥問題！”

他解釋說，找這老漢的女人是調查別人的事，同他們本人沒關係。老頭於是帶他到了村邊的一個人家，進門前，喊了一聲：

“梁老漢你屋裡的！”

屋裡無人答應。老頭推開屋門，裡面也沒人，轉身對跟在他們身後村裡的幾個小兒說：

“快喊她去，有個北京來的同志在屋裡等！”

小兒們便飛也似的邊喊邊跑開了，這老漢也走了。

堂屋的牆皮灰黑，除了＊張像牆皮一樣燻得烏黑的方桌和兩條板凳，空空蕩蕩。驕屋相通，也沒生個火。他坐定下來，冷得不行，門外陰沉的天，風倒是減弱了。他跺腳取暖，許久不見人來。

他想，在這麼個窮鄉僻壤，等一個被打倒的大官的前妻，這女人又何以流落這鄉里？怎麼成了做皮影戲的貧農老漢的老婆？可這同他又有甚麼關係？無非是拖延回北京的時間。

過了將近兩個小時，終於有個老女人來了，進門前看見他在屋裡，遲疑了”下，停住腳，可還是進來了。老女人包塊灰布頭巾，一身青灰棉襖，免襠老棉褲，臃臃腫腫扎的褲腳，穿雙髒得發亮的黑布棉鞋，一個道道地地的老農婦，難道就是當年上過高等學府傳遞情報的那位革命女英雄？他起身問這女人，是不是某某同志？

“沒這人！”老女人立刻擺手說。

他愣了一下，又問：

“你是不是也叫……”再說了一遍這名字。

“我跟我男人姓梁！”

“你男人是做皮影戲的？”他又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