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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往許多人，他騎車經過。十來個小夥子和幾個姑娘，穿的舊軍衣，戴的黑字紅袖章，都是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用軍用皮帶抽打一個在地上爬的老女人，頸脖子上吊個鐵絲栓的木板子，寫的是

“反動地王婆”，已經爬不動了，但還在嚎叫。行人都隔開一段距離，靜靜觀看，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戴大蓋帽的民警晃著白手套從馬路上經過，彷彿視而不見。其中的一個女孩，短髮紮成兩把小刷子，淺色的眼鏡框，更顯得眉清目秀，居然也輪起皮帶。皮帶的銅頭打在一叢花白亂麻般的頭上，噗的一聲，這老女人便雙手抱頭，滾倒在地上，血從手指縫裡流了出來，竟叫不出聲了。

“紅色恐怖萬歲！”紅衛兵糾察隊騎著嶄新的、永久牌腳踏車，從長安大街上列隊馳過，一路高喊這口號。

他也碰到過他們盤查，夜間才十點鐘左右。他騎車從釣魚臺國寶館有武裝警衛把守的大門前剛過，前面明晃晃的水銀燈柱下停了幾輛帶斗的摩托車，一排穿軍裝戴紅綢黑字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袖標的青年攔在路上。

“下來！”

他猛的捏閘，差點從車上跌下來。

“甚麼出身？”

“職員。”

“幹甚麼的？”

他說出他工作的機關。

“有工作證嗎？”

他幸好帶著，掏出給他們看。

又有個騎車的年輕人從自腳踏車上攔下來了，剃的平頭，那時候“狗崽子”凸賤的標記。

“這夜裡還不老老實實在家待！”

他們放過他了。他剛騎上車，聽見背後那剃平頭的小夥子吱唔了兩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卻不敢回頭再看一眼。

接連幾天，從深夜到將近天亮，他面對爐火，眼烤得通紅，白天還得強打精神，應付每天都可能出現的危機。等燒完最後一疊筆記本，泥灰攪拌得不露痕跡，再倒上一盤剩菜和半碗麵條，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撐不開了，和衣躺在床上卻不能入睡。他記得家中還有張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親年輕時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抗戰救亡劇團穿軍裝的合影，那軍裝想必是慰問抗日將士時賞給演員們的—軍帽上有個國民黨標誌的帽徽，這照片查抄到的話肯定會出問題，那怕他母親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親是不是把這些照片也處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銷燬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說，他曾經給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過，本指望推薦，至少得到認可，誰知老人毫不動容，沒有一句鼓勵後生的話，竟然沉下臉，聲色俱厲告誡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別隨便投稿，你還不懂文字的風險。”

他並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這文革剛發動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裡想打探運動的訊息，剛進門，老人便趕快掩上，壓低聲音盯住他問：

“有沒有人看見你進來？”

“院子裡沒人呀，”他說。

老人平時訓導青年雖不像那些老幹部，開口閉口我們黨我們國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資歷的名人，說起話來中氣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時突然蔫了，縮縮瑟瑟聲音都壓在喉管裡：

“我已經是黑幫分子，別再到我這裡來了。你年輕，別惹上麻煩，你沒經過黨內鬥爭”

老人不容他把問候的話說完，緊張得不行，開啟一線門縫，望了望，說：

“以後再說，等過了這陣子—以後再說，你不知道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怎麼的？”他還傻問。

“以後再告訴你，快走吧，快走！”

這前後時間不到一分鐘。一分鐘前，他還以為這黨內鬥爭遠在天邊，沒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聽說老人從牢裡放出來了，他那時也從農村總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這老人家。老頭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頭架子，斷了條腿，靠在躺椅上，手裡抱只長毛的大黑貓，椅子的扶手邊擱根柺杖。

“還是貓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還剩下的幾顆門牙，一邊撫摸那老貓，深陷的眼窩裡，圓睜睜的眼珠也像貓眼發出奇異的光。老人在獄中的遭遇沒同他說一句，直到臨死前不久，他到醫院裡去看望時，才對他吐了真話，說一生最大的遺憾，便是不該入這黨。

當時，他從老人家門出來，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雖然同黨毫不相干，也會給他帶來災難。可那時還沒決、心燒燬，背了一大書包，